“没人疼的孩儿”

“小品嘛，戏剧是他爸，曲艺是他妈。表面上看风光无限，实际是个没人疼的孩儿。”在陈孝英对本刊的描述中，小品的身世遭际几乎催人泪下。

这个文艺杂交品种虽然在诞生之初就有了颠倒众生的能耐，却不见得能得到亲生父母的待见。“因为小品原来是戏剧专业人士的教学辅助手段，被认为上不了大雅之堂”，导演刘铁民说，“小品不叫东西。很多著名的演员艺术家都是这观点。”

“小品毁作者、毁演员”，是流传在表演圈内的另一怪咒。一些曾因小品成名的作者后来洗手不干，宣称是写小品把自己的艺术葬送了。而一些原来被看好的戏剧演员，在成功塑造了小品角色后，被人说成“你这么好的演员就让小品给害了”而羞愤难当。人艺的话剧演员宋丹丹就因此而远离了小品很久。

为什么一些创作者和演员一经成功接触小品，就会因此而不会演创别的东西？至今还没有人从技术层面去仔细研究；而被定型为专门的小品演创者又为何如此地丢脸？陈佩斯的回答是“这是个社会科学问题，涉及大众对喜剧的审美心态”。

陈孝英把小品多年来的状况概括为“三无”。一是无理论；二是无专业队伍；三是无专门组织者，剧协、曲协、文化部都不管。

有人厌它小，有人嫌它俗，好时都说是自己的，坏时都说是别人的，在白眼和夹缝中，小品靠天生神力独自挺了十余年没有显出颓势。

“小品被用得太狠了”

虽然长期得不到给养，但这并不妨碍小品长年累月地被重用，甚至滥用。不管如何衰弱，小品如今还是电视晚会的支柱。以央视春晚为例，小品领军的语言类节目总要达到8个以上，2003年春晚有6个小品，占晚会总时长的1/4，2007年的语言类节目达到11个，更突破以往的纪录。

在综合晚会中，体现平民性的语言类节目还是老百姓的最爱。当晚会的组织者突然发现了一种既能吸引观众又能深刻表现晚会主题的好工具时，滥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小品走下坡路的原因不在艺术本身，而是创作枯竭。创作枯竭来自于浮躁，浮躁来自于对小品的滥用。小品被用得太狠了。”军艺戏剧系主任黄定山对本刊说，“无小品不成晚会，无小品不能表现主题”，已将小品置于疲于奔命的境地。

刘铁民讲，过去《综艺大观》一个小品的策划周期短则2周，长则数月。记得1987年春晚，陈佩斯和小香玉排的那个戏曲小品《狗娃与黑妞》，离春节还有几个月就创作出来，在河南许昌的观众中试场，听取反馈，等到在春节晚会上演出时已经是很成熟的作品。“试问，今天一个成熟演员的创作期是多长时间？”

刘铁民认为，过去的小品创作来源于实实在在的生活，所以直指人心，现在有很大一部分小品是为了满足晚会需要而产生的“宾馆艺术”，纯粹宾馆里侃出来的。

除了逐渐脱离生活，这些年来，那种10～12分钟的电视小品，也开始变得复杂了。“以前的小品在表现形式上，简洁洗练，几乎没有布景。表演上的虚拟与夸张，是小品喜剧的主要元素，可以说是地道的小品。现在越来越趋于道具复杂，舞台剧化、独幕剧化了。与当年的经典节目相比较。似乎感到小品似乎在逐渐失去原有的大写意智慧的本真。”2007年春晚策划任卫新说。

“当小品异化成小戏，就失去了独立存在的价值。”陈孝英称，小品形态上的隆重化，可能恰恰源于对生活观察的缺乏而做的掩饰之举。传播环境的沉重，并不能完全作为创作苍白的借口。

“小品没有什么专业不专业，只有专心不专心。”陈佩斯说。

“新人”难演

已成名的小品演员注定在“狠用”行列。至于为什么电视小品翻来覆去总是那几个人在演，春晚的组织者们有很多无奈。“我们巴不得有新演员上来啊，可就是不行。”“一号演播厅是个大坑，对演员来说那是要脱层皮的。有的人气演员，像赵本山、冯巩，一上场底下马上喊起来。没名的演员上去了，可能从头到尾没一句有掌声。

这位组织者说，2006年，他们曾做过尝试，想把《炊事班故事》《我爱我家》《闲人马大姐》等情景喜剧中的人物招来，专门搞个特辑。人是来了，但当把系列剧悠长的节奏砍为总长10分钟、要求3分钟一个包袱的小品后，再怎么编也一点效果没有。

或许正如黄宏说的，眼下的小品是个“好汉不愿干，赖汉干不了”的活儿，小品界几张“老脸儿”只能继续搏命撑着。

谁能来拯救小品？

“没有过时的艺术，只有不适当的运作者”，陈佩斯在总结小品困境时对本刊说。如何给过累的小品减负，人们提出了各自的方案。陈佩斯的路子是正面迎击，呼吁文艺立法，以使小品及一批遭受同样困境的文艺“有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及有效的组织程序”。

一年一度的话剧《想吃麻花现给你拧》已经演到第四部，每部都是把当年的流行事件进行夸张地串联；而以搞笑为己任的戏逍堂，他们的剧整个就是一个大小品。虽然像当初的小品一样，它们并没有得到戏剧界主流的承认，但在观众中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受众和品牌。

既然相声衰落至此，还能出个郭德纲，只要小品创作者回归到艺术本身的规律，从内部发生变化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责任编辑：猪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