筝在山东盛行一时，我们还可以在《金瓿梅词话》中找到证据，书中有很多地方都写到用琵琶、弦子和筝等乐器来为唱曲伴奏，直到清时，蒲松龄在他的文学名著《聊斋》中，也多处有弹筝的描写，以《宦娘》一篇为甚。蒲松龄虽为蒙族人，但定居山东，他对筝的描述，决非牵强附会。此外，在鲁西的聊城地区临清一带，民间也很流行筝的演奏，近代也出现过知名的筝演奏家。 山东筝过去多用的是十五弦，外边低音部分用的是七根老弦，里边是八根子弦，俗称“七老八少”。演奏时，大指使用频繁，刚健有力。即令是“花指”，也是以大指连“托”演奏的下花指为多；而左手的吟揉按滑则刚柔并蓄；铿锵，深沉。一如山东人的个性耿直、朴实，通过语言和音乐似乎也表明了这一点。在广东，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乐种——潮州音乐，随着潮汕人的足迹，潮州筝和潮州音乐的流传范围相当广，由中国内地以至海外许多地区，我们都可以听到这一富有南国情调和色彩的音乐。要追溯它的渊源，一层一层，甚至可以延伸到很遥远的年代。

1956年，中国著名戏剧家欧阳予菁访日，曾将在明代嘉靖年间重刊的《荔镜记》刻印本复制品带回中国，其中可以看到有多处标明为潮调曲牌名，从戏曲音乐和民间音乐的一般发展关系来看，潮州音乐的形成和发展当在比此更早的年代。如此，亦不妨将此一年代推论至唐。唐玄宗开元年间，推崇佛教，在各大州府兴建寺庙，潮州的“开元寺”亦在此期间建成，从寺庙乐曲、佛曲和潮乐的许多乐曲的关系来看，说潮乐形成于唐还是有相当根据的。从现在保留下来的十大套来看，也多为唐代的大曲和宋元的套曲。唐宪宗年间，喜好音乐的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他很有可能将唐代的音乐文化带到岭南地区。潮州人为缅怀韩愈，将梅江和大靖溪易名为韩江，而潮州音乐亦有称之为韩江丝竹的。此外，我们还可以作大胆的假设，即在秦时，“真秦之声”的秦筝就已流入岭南地区。因为秦在岭南曾屯兵数十万，并设南海郡；而且，我们把现时的秦腔、眉胡等陕西地区的戏曲、民间音乐和潮州音乐在调式及四级，七级音等方面作一比较的话，则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居然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恐怕不会是偶然的。

潮乐的古老历史和丰富多采的音乐形式，引起不少民族音乐学者的重视和兴趣，有些学者指出，潮乐所用的古老乐谱“二四谱”实际上就是由筝谱而来，如是，亦可见筝在潮乐中的特殊地位，而实际上，筝也从其他潮乐乐器中脱颖而出，同时以精彩的独奏形式出现在乐坛上，成为独树一帜的潮筝。潮筝和潮乐一样，都有“重六”、“轻六”等好几个调的叫法，归结起来，实际上就是弹筝时通过左手按音的变化，以达到几种音阶和调式的组合形式， 而且音律也不同于十二平均律和其他地方的民间音乐，所以可以说，潮州音乐是中国民间音乐中一束古老而又奇异的花朵。

筝能自成一格而有别于其他乐器，至为重要的就是左手按滑音的变化，即所谓以韵补声，舍此，则很难言筝乐的流派和发展。在潮筝中，这一手法的运用可以说是到了十分绝妙的地步。潮汕语言比较平和，潮筝音程的跳动也不大，比较文静委婉，按滑的起伏变化则细腻微妙，主要是起润饰作用，但是，右手弹弦后，左手多数必以吟揉按滑来加以润饰，也就是潮州乐人所说的“弹按尾随”的手法。这一手法的运用，加上“勒弦”加花的频密使用，形成潮筝流畅华丽而又旖旎迷人的风韵。一般的讲，在潮筝中，“轻六”调表现的情趣比较明快；“重六”调比较深情庄重；“活五”调具有六声音阶的特色，表现比较悲侧缠绵；“反线”调表现则为轻松活泼。 此外，还有一种“轻三重六”调，它类似“反线”，所以，潮州乐人中，亦有把它归到“反线”这一类的。在民间，用筝等拨弦乐器来演奏古乐“诗谱”称为弦诗乐。《柳青娘》是弦诗乐中最为流行的一首乐曲，它虽不属大套曲，但它包括“轻六”、“重六”、“活五”和“轻三重六”四种调，曲调又优美，极具潮乐的特色，在潮乐中称之为“弦诗母”，意即乐曲之母，在学习潮筝时，《柳青娘》是必不可少的曲目。 在潮筝中，《寒鸦戏水》是众所推崇的一首优秀曲目，流传甚广。但遗憾的是，或许是由于谐音讹传，或许是由于雅兴所致，有些人将曲名易名为《寒鸭戏水》，或日《水上鸥盟》。不过，从潮州乐人沿袭下来一惯所称，或是从潮阳地区所保留下来的《筝诗原本》及《二四谱》等古谱来看，均称为《寒鸦戏水》，而非《寒鸭戏水》，为完整的保留和继承传统音乐文化起见，当以原称为妥。此外，像《月儿高》，《锦上添花》等也都是潮筝中常用的曲目。在广东，筝乐还有一个著名的流派；即客家筝，或曰汉调筝。

南宋时期，中原河南、湖北一带的百姓，为避元兵的掳掠而南下到粤东和闽西等地，当地的百姓称他们为“客家”，客家不仅带来了异乡的习俗，还带来了古老的中原音乐文化，带来了古朴的“中州古调”和“汉皋旧谱”，跟当地的音乐、语言、习俗相结合后，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音乐，当地人称之为客家音乐，或外江弦、儒家乐，多在广东大埔、梅县和汕头一带流行。二十年代，汕头报社的钱热储先生提议将“外江戏”改名为“汉剧”，得到大家的认可，于是，外江弦、儒家乐等称谓也相应易名为“汉调”或“汉乐”。汉调有锣鼓吹，和弦索、中军班这样合奏和吹打的形式，也有只用筝、琵琶和椰胡三件头来演奏的清乐，客家筝曲亦由此而来。客家是在上述的背景下产生的．那么，客家音乐自然反映出当时的一点社会生活，据传《崖上哀》一曲就是哀悼陆秀夫负帝于崖上沉海报国的事迹的。 客家筝曲很重视乐曲的“板数”并且常用板数来分类，一般把有六十八板的乐曲称大调，这是和河南的板头曲一致的，当然从音韵上来讲，则不像河南筝那样高亢激昂，而是以古朴优美、典雅大方见长，在客家筝曲中，《出水莲》可以说是这一艺术风格的典型代表之一。比较短小的曲子称小调，而二、三十板至八、九十板的则称为串调。串调板无定数，具有戏曲音乐的特点，这一部分很可能就是由汉皋旧谱而来。客家筝和潮州筝长期在一个地区共处。自然会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它们有不少曲目都是相同的，所用筝的形制也一样，至于不同之处，家筝用的是工尺谱；潮州筝用的是二四谱；演奏时，客家筝多用中指，潮州筝则相对多用食指，而且，前者滑音的音程和起伏多大于后者，使筝声余音缭绕，悠扬深长，更显古朴典雅．在风格上，这也是和流丽柔美的潮州筝不同之处。

流行于浙江、江苏一带的浙江筝，又称杭筝、武林筝，据传在东晋时筝已传入建康（南京）了，至唐，则更多见诸于诗词文字。著名的大诗人白居易，也是一位出色的音乐评论家，他在杭州和苏州当刺史时就写过多首听筝的诗，在《听崔七妓人筝》一诗中写道“花脸云鬟坐玉楼，十三弦里一时愁。凭君向道休弹去，白尽江州司马头。”宋的苏东坡，不仅诗文闻名于世，而且是个出色的民间音乐家，琴筝高手，他被贬失意时。就曾在江苏镇江甘露寺北的多景楼上弹筝，以抒情怀，并写下《甘露寺弹筝》诗一首，其中写道：“多景楼上弹神曲，欲断哀弦再三促”在杭州游西湖时，见一女子在船上“鼓筝，年才二十余”，遂写下词一首，有道“忽闻江上弄衰筝。苦含情，遣谁听。”

在宋的宫廷教坊，拥有不少的乐工，按乐器分类，把他们分成十三色（部），其中一部就是筝，这在周密的《武林旧事》、耐得翁的《都城纪胜》等笔记小说中都可以见到记载，并且记录了筝色部头的人名及著名的筝手，甚至还有演奏的曲目。由此，可以想象，当时筝乐的发展应该有不低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