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历史来源

唐代诗人王维（699-759）曾写过一首《送元二使安西》诗。这首诗反映了当时防守边疆的士兵所过“征戌”生活的现实情况，在当时便为人们传颂，并成为唐代《伊州》大曲中的歌词。因这诗中有“阳关”和“谓城”两个地名，所以用这首诗配成的歌曲，就叫做《阳关曲》或《谓城曲》；也因为唱的时候复唱三次，所以又叫做《阳关三叠》。

唐代自从唐太宗（627～649）和唐高宗（650～683）扩大领土之后，就需要大量农民到边疆去驻守，这叫“征戌”，但到唐玄宗的时候（712～755），在一方面，政治逐渐腐败，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更加残酷，农民已经非常贫困了；征戌的徭役，使服兵役的农民，因为戌边，老死不得回家，这样，又剥夺了他们全部的劳动时间；再加上服兵役者的服装、器械、粮食又要自备，更迫使农民丧家破产，让他们失去土地，落到贵族官僚、豪强地主手里。在另一方面，“征戌徭役”本身，也是一椿几段黑暗的事。依照法令，农民被征征戌，只要当六年兵就可以回家；但统治阶级常是欺骗人民的，实际上，农民常常是老死不得回家。他们的被征发也是不公平的，有钱的人可以行了贿赂，逃避兵役，家里穷、身体弱、不能打仗的人，倒被押上了边疆。而且，到了边疆之后，边疆的将领，又是十分贪暴的，他们用种种方法，磨折士兵，希望他们死掉之后，可以吞没他们留下的一些钱财。因此，到了这时候，非但对外战争只是为了维持统治阶级的威望，并不符合人民的利益，而且为了对外战争的需要强加于人民身上的征戌徭役，它本身就是对于人民的一种极端残酷的压迫。我们的诗人王维，在这首词中，用言外之音，含蓄地但是真确地反映了人民在征戌徭役压迫下那种哀怨的情绪；他的这首诗，的确是我们古典文学中不朽的作品之一。

唐时的渭城，是在现在西安的西北，唐时的阳关，是在现在甘肃敦煌县的西南，是当时出赛征戌的人必经之路；那时元二所要到达的目的地安西，是在现在的新疆库车。当时的长期正绪，是路途遥远，老死不得归家的，统治阶级加于人民身上的一种繁重的徭役。所以，送别时的心情，必然是十分沉重而哀怨的。

王维的诗，对于征戌徭役，不是愤慨的从正面提出抗议，而是含蓄的书写哀怨的别离情绪，借此由侧面烘托出当时大家知道的正面问题，并且明白表达出了他自己对这问题所取的、与人民一致的反抗态度。这是长期封建统治之下，诗人们所经常采用的写作方法之一。例如，唐杜甫（712-770）的《新婚离别》诗，从侧面借少妇诉说了新婚离别的悲哀，更深刻地揭露了战争的残酷。《阳关曲》也是用这样的手法书写的。王维的诗句，虽然没有露出愤慨的情绪，但对别情的深刻抒写，对于当时造成人民生离死别的痛苦的征戌制度，就是一个有了的抗议。

唐宋以来，对《阳关曲》相传曾有各种不同的唱法。这里所介绍的，是古琴曲的《阳关三叠》；因为全曲中间对王维的四句诗前后共复唱三遍，所以叫做“三叠”。这里所采用的，也就是现在琴家们所广泛弹奏的，是清张鹤所编的《琴学入门》（1867）的谱本。但在此之前，在明朝人所编的琴谱中间，已早有此曲；所以，本曲的传世年代，可确知其至迟应在十七世纪之前。

本曲的歌词，除了原来反复叠唱的王维的四句诗句以外，也有后来加入的部分；他的曲调，也正适合于歌唱加写后的歌词。加写歌词及创作或改编曲调者为谁？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完成的？即使对这些问题，我们目前还不能明确知道，但从所加歌词与所配曲调却能真实反映历史的真实，与王维原诗的精神，基本上能取得和谐一致这一点看来，我们可以说，这一由集体创造而成的艺术形象的总体，它本身是现实主义的。

2.运用方面的普遍性

王维送元二，是男子送男子。但在配成了歌曲，传播开来之后，这首诗就成为大家有分的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巳不再是个别人物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地区独自孤立地抒发的个人情感了．反映当时大众共同情绪的诗，它在当时得到流播，在后来长期得到人们的爱好，这是可以理解的。

王维最初写这首诗送元二，还不—定是歌曲，但这诗—经流传开来，就有了与音乐结合的机会。大概此诗在写成不久之后，就有了歌曲的形式，而有人在歌唱了。就在唐代，在李商隐（813～858)的诗中，早巳有“红绽樱桃含白雪，断肠声里唱阳关”的句子．到了五代时（907～960），在陈陶的诗中，又有“歌是《伊州》第三遍，唱着右丞征戌词”的诗句。《伊州》是唐代以来的《大曲》的名称，“右丞”是王维所做过的官职的名称，“征戌嗣”明确指出了王维那首诗所写隐含的真实的内容。可见在唐代，《阳关》曲就巳成为《伊州》大曲中的—部分了。

王维的诗所以能够迅速传开，正是因为他所书写的别情，不只是抒发他个人对一位朋友的感情，而是反映了更多的人的共同感情。到了《阳关》既已成为歌曲以后人们就常常用它作为自己的代言，来抒发各种不同关系中的别离情绪。到了这个时候，所有性别上、地域上以及时间上的局限性，就都成为次要，而不再能限制者已取得更广泛的应用了。

我们从历来提到《阳关》曲的诗词中，从引用《阳关》曲的其他文学作品中，从《阳关》曲原始词句的发展成更多形式之中，都可以看出，人们从不把《阳关》曲局限在他最初产生时候的特殊情况以内。它既不限于男子与男子间的友情，也不限于女子与女子间的友情或男子与女子间的爱情，它实际上是概括的代表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的各色各样的别离情绪。自从这一歌曲传开以后，“阳关”二字，在中国民族文学的词语中，实际已成了“别离”的同义语。

概括的代表性扩大了应用的范围，也促成了多样的演唱的方法。《阳关》一曲，久已不限于男生演唱了。远在唐代的《伊州》大曲中，可设想它早已如此。到了宋代，诗人苏轼（1036～1101）有这样的诗句：“但遣诗人歌《》，不妨侍女唱《阳关》”。这里，是用女声演唱《阳关》的例证。在明代有名的词曲家汤显祖（1550～1612）所写的名剧《紫钗记》的《折柳》折中间，当女子霍小玉与他爱人李益别离的与候，由霍小玉唱：“怕奏《阳关》曲，生寒渭水都”等歌句。这里，《阳关》就代表了男女间的别离情绪。所以，在今天，当我们理解《阳关》曲歌词产生的时代背景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同时理解到近千年来他在运用中间，日益扩大范围的实际情形。

若上述对这一乐曲的初步认识为接近正确的话，则面前存在着这一乐曲，我们的任务，就只是考虑如何继承、如何推荐，或如何处理、如何表达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