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画的技法上有“工笔”、“写意”两大类，工笔画精雕细刻，用笔细致入微，追求的是“形似”；写意画用笔放纵，造型概括，追求的是“神似”。自从东普杰出画家顾凯之提出“以形与神”的主张后，“传神”一直是中国绘画的最高追求。如果我们借用中国绘图的语言，把追求客观真实的美学理念表述为“工笔性”、追求抒发内心情感的美学理念表述为“写意性”的话，我们认为中国民族音乐是写意的。

 

成书于汉朝的儒家经典《礼记》一书中有《乐记》一篇，开篇就说：“凡音之起，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又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意思是说，音乐表达的是人的情感，客观事物可以引发人的情感，但它只是一种借助，音乐的真正根源是来自人的心中。《乐记》还把音乐分为声、音、乐三个层次，认为：“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惟君子为能知乐。”而且音乐还与人情世理相通，“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这就是说，对音乐能欣赏理解到什么程度，和个人的修养素质相关，与人群的等级贵*相关，甚至与国家的治乱相关，是向人们灌输善念的工具，体现的还是中国艺术的写意性。写意性作品在中国民族音乐中多得不胜枚举，且不去谈《梅花三弄》《广陵散》等古曲和充满乡土气息的民歌戏曲，近代音乐天才阿炳的《二泉映月》就极富代表性。此曲本无名目，是作者直抒胸臆之作，每次演奏部会因彼时彼地的心境不同而有增删，所谓不随心走，有感而发，曾名为《依心曲》。所以有人对后来将其名为《二泉映月》持有异议，认为这一名称让人首先联想“泉、月”这样的物象，会以为这是一首描写无锡景色的曲子，有违作者的本意，也降低了此曲的艺术品位。这里涉及到的就是对乐曲是写情还是写景的判断。《列子·汤问》中记载，当时一个叫秦青的歌唱家，“抚节悲歌，声振林木，晌通行云”，是说歌声起处满山树木部振动响应，天上的流云都停下来倾听。这当然是浪漫的艺术夸张，但我们不会苛责文中的描写大违客观事理，反而会对歌唱家的高超演唱技艺。心驰神往。历史上纵情声色以至亡国的陈后主曾经常欣赏的《玉树后庭花》一曲，词曲柔美，极尽欢娱。但自从晚唐诗人杜牧“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诗句传世之后，这首曲了便成了亡国之音，听来让人伤感。可见音以传情，中国人史更重的是乐曲的。弦外之音。音乐的模糊性和人的情感的丰富性相结合，使不同的欣赏者会从同一首乐曲中得到不同的感受和领悟，就象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说过的：“音声岂能感人？欢者闻之则悦，哀者听之则悲，悲悦在于人心，非曲乐也”。其实不仅欣赏者会从同一首乐曲中得到不同的感受，演奏者更是可以将自己的感受溶入乐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