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通过对经验现象的广泛收集提炼，以有无范畴为核心，深刻阐述了本质与现象的关系问题，以此为基础，对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展开了多方面的说明。正是老子的伟大思想创造，建立了中国哲学的思想范式，成为未来哲学家的哲学教科书，后来者正是在不断从老子思想中汲取营养，推动着中国文化发展成熟。

言简意赅的五千言《道德经》，由于在对各哲学问题的具体分析过程中，往往只是提示性地概括描述，没有充分展开，这为后人深刻理解老子思想，造成了相当的难度。其中“道法自然”的命题，虽然人们普遍承认其思想的合理性，但对于老子论述存在的问题，至今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本文试图在老子哲学的整体框架下，对其精义与不足的方面予以细致讨论，以期加深我们对老子哲学的理解。

一　“道法自然”命题的理论结构

关于“道法自然”命题的提出，老子是这样进行分析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

这一简短的说明，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四个层次：从“有物混成”至“可以为天下母”，为第一段落。老子在这里，使用了“先天地生”的说法，用以说明道的超验性质。从“吾不知其名”至“强为之名曰大”，为第二段落，谈主客体之间的同一与疏离关系。从“大曰逝”至“而王居其一焉”为第三段落，主要讲普遍性与差别性问题。最后则从精神自觉的过程，提出了“道法自然”的命题。而以上四个段落显然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如果不这样的话，就无法得出“道法自然”的结论。而我们对老子上述论断的认识，必须结合其它内容，才能得到准确的把握。下面，让我们追随老子的思考，看他是如何认识这些重大哲学问题的。

老子首先指出，有一“混成”之“物”，先于天地存在，因此“可以为天下母”。但他在前面业已指出，“有物混成”是“先天地生”的限定，又表明它们之间不可分离的联系。此“混成”之“物”具有寂寞无偶的特征，因而说是“独立”。这不仅指此“混成之物”没有可匹配的对象，而且说它始终如一，自身永远没有变化。由于这样的原因，因此说“不改”。它周遍宇宙，无处不在，可是永无面临危险的可能性，所以说“周行而不殆”。换言之，它是绝对圆满的存在者。与“先天地生”的认识规定形成对应的是“可以为天下母”，而不说它就是“天下母”，可知“可以为”指具备养育天下万物的母亲的德性与功能，但不是“天下母”，说明天下万物并非是由“混成”之“物”中诞生。这一系列规定构成了严谨的意义链条，所反映的哲学认识就是后世所谓体用不二的思想。

那么，它是人类认识的直接对象吗？老子予以断然否认。“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自称，不是自己不“知”它有没有，而是不知者“名”。如果知道其“名”为何，意味着它是什么已为我们的感性知觉所把握。但这显然是荒谬的。因为自我是有限的存在者，而此“混成”之“物”，乃“先天地生”者，在自我未生时它早就存在了，又如何可以为自我的感性知觉知其如何呢？可是它又为自我的理性能力观照，因此是理性直观的对象，而非知性的对象。因为是理性直观的对象，我们以自己生命的全部能量，可以知道它是实在，但不能说知道究竟具有哪些可被感性知觉把握的具体规定。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在它敞开的通道中徘徊，因为它具有可供事物通行的属性，因此我们为它赋予一个“道”的概念。可是由于我们对它真正的内涵并不清楚明白，仅知万物都在它敞开的通道中徘徊这样很少的事实，但有此德性已足够伟大无比了，因此我们勉强把它叫做“大”。

通过对认识的不同对象区分，老子在明确现象与本质关系的同时，又使我们看到主客体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接着他以一连串的具体规定，指明了他所谓“大”，究竟是从哪种认识角度提出的。“大曰逝”之“逝”，就是消失的意思，就是“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的“无物”。它消失在哪里，是“逝曰远”，不是不存在了，而是说隐藏于在那极为遥远的地方。此处之“远”不单纯指空间距离，同时也指时间跨度。真是令人万分惊讶，“远曰反”，那遥远的极限就在于起点。“反”显然包含着双重规定，一指循环，一指否定。这种循环与否定的内容，就是在此之前所涉及到的那些思想认识。而“大”在认识上，具有层次之分，老子告诉我们，从我们的经验出发，使认识抽象至极限，“道”为“大”不言而喻；而“天”同为“大”，这也显而易见，因为我们视线所及，无不为“天”包容；“地”也为“大”，理所当然，万物为大地承载；“王”又为“大”，因为他是“天下”的主人。在我们意识所能投射的领域，可知有四“大”，而“王”享有一席之地。老子指出，他的认识思考方法，正是从“天下”的人类社会，推演至承载万物的大地，又从大地提升至更为抽象的不可及的天的天空，最终达到对道的领会。

老子以上述认识为基础，得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结论。这一认识过程，老子显然经过了简化处理。而从具体的逻辑关系上说，人类是在对大自然的效法学习中，使自我走向完善。而包容大地的无限穹空，我们经验中意识到的这种差别，这种大小等级关系，不能不使我们确信，日月交替四季推移，才决定着大地的周期性变化。这就是“地法天”的逻辑依据，这一认识当然与老子身为史官，是天文学家有关。至于“天法道”如何可以成立，是因为天之道依然可以为我们测度，不与我们的经验互不相干。当我们达到“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的理性观照的世界，气象万千的大千世界，其运动变化的规律性不正说明，它们都遵循着同一的普遍必然道路新陈代谢吗？如果这一为宇宙万物必然遵循服从的普遍绝对的原则，不在自身之内，这就不是“混而为一”，则是混而为“二”了，可除了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之外，那个对立物又栖身何处呢？

二　历史上的典型解释

让我们回到漫长的哲学成长过程中，看一看前人是如何认识老子哲学的精神的。回顾历史的目的，是为了揭示老子哲学的精神在哪些方面，得到了后人的继承发展，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考察，他们是否明确意识到，老子上述认识存在的欠缺。

关于“道法自然”的内涵，在历史上，以河上公“道性自然，无所法”的解释，含义最为圆满。河上公这样说：“谓道无形，混沌而成万物，乃在天地之前”（释“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这里有很好的认识，说道“成万物”，而不是说道“生”万物。且道是“无形”的实在者，它在天地万物存在之前就已存在了。又说，“寂者无音声，寥者空无形，独立者无匹双，不改者化有常”（释“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这是说，“混成”之“物”没有任何规定性，但它却是永恒存在的绝对者。“不改者化有常”可能有两解，一是说绝对之道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化有常”，在运动迁移中又具有规律性稳定性。另一则是以“不改者”为道，是它使运动变化的事物形成了规律与秩序。如果以老子思想加以衡量此两解，都有其合理性。不过，在此处还是以第一解为适当。“道运行天地，无所不入，在阳不焦，托阴不腐，无不贯穿，而不危殆也”（释“周行而不殆”）。这正是接着上面的意思而来，说道“无所不入”，就是庄子道无所不在的意思。而且它也不因自己在“物”有所损伤，“无不贯穿”与“无所不入”同义。“道育养万物精气，如母之养子”（释“可以为天下母”）。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河上公的解释已经偏离了老子哲学的立场，我们从第二十五章中，是看不到“精气”的概念的，也没有“育养万物”，且“如母之养子”的含义。这样，河上公对老子哲学的认识，出现了本体论哲学与宇宙论哲学不同认识方向的矛盾。而以下的论述，使河上公更加接近宇宙论的哲学思考。他说，“我不见道之形容，不知当何以名之，见万物皆从道生，故字之曰道也”（释“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本章中没有“万物皆从道生”的提法，而河上公认为，正是因为万物的存在以“道”为门户，为途径，所以把“混成”之“物”，以其所具有的功德，称之为道。可是，“我不见道之形容，不知当何以名之”一语，如何可以与“见万物皆从道生”统一，河上公没有做出任何交待。这样的认识，存在着巨大的逻辑空缺。一方面，是“我不见道之形容，不知当何以名”，另一方面，“不知其名，强名曰大。大者高而无上，罗而无外，无不包容，故曰大也”（释“强为之名曰大”）。

在河上公的意识中，道的伟大地位是无可置疑的。“其为大，非若天常在上，非若地常在下，乃复逝去，无常处所也”（释“大曰逝”）。他以为宇宙中的任何具体事物，都不是道的永恒家园，正因为其“无常处所”，所以才成就万物而又不被万物所限制。这种流变性质，说明了道与物两者之间，具有无限的疏离关系。“言远者，穷乎无穷，布气天地，无所不通也”（释“逝曰远”）。以此认识看，河上公把道视为外在于元气或精气的主宰者，是它发动着元气的运动变化，而又贯通于一切事物之中。“言其远不越绝，乃复反在人身也”（释“远曰反”）。即使如此，“道”回归于主体自我，虽然它“穷乎无穷”，但终究并不是完全外在于人类生命，与人类毫无关联的东西。考察宇宙万物的存在，可知在我们的世界里，存在着四种可称为“大”的力量，它们之所以能够为“大”，是因为“道大者，包罗天地，无所不容也；天大者，无所不盖也；地大者，无所不载也；王大者，无所不制也”（释“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这一认识，概括了宇宙万物与人类社会，以道及天地、王为其它存在者的主宰。其所以能够成为主宰者，是由于它们具有的功能作用决定的。在这里，特别突出了“王”的地位，说明人类的生活，同自然存在一样，依然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八极之内有四大，王居其一也”（释“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正因为通过对客观存在及人类生活的反省，我们认识到此“四大”的特殊意义，因此才需要在实践中，“人当法地安静和柔，种之得五谷，掘之得甘泉，劳而不怨，有功而不置也”（释“人法地”）。顺应自然的变化，达到自己的目的。作为自然存在之天，与我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而不是有意志有目的地干预人类。“天澹泊不动，施而不求报，生长万物，无所收取”（释“地法天”）。

从这些论述，可知河上公的认识重点，不在对自然如何存在问题作出说明，而是以人类如何适应自然存在作为自己的讨论对象。在此基础上，特别指明了道作用于元气，创造万物的能动作用。“道清静不言，阴行精气，万物自成也”（释“天法道”）。根据河上公的这些分析，很明显，他在某种程度上，是把道作为宇宙万物存在的最根本的物质元素的。然而，由于河上公对于道与元气或精气两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缺少进一步讨论，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意识到，自己的论述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他强调，道作为至极的存在者，与其它可规定的存在者不同，存在的依据就在自身，因此得出了“道性自然，无所法也”（释“道法自然”）的认识结论。这就通过一系列的认识抽象过程，肯定了自然就是道的本质，不需要一个外在的依据决定它存在，相反，这因为这一理由，才决定了道是宇宙万物存在的终极根源。

《老子想尔注》的讨论与河上公的认识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主要表现为，作者把道理解为至上的人格神。“叹无名大道之巍巍也，真天下之母也”（释“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漠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老子想尔注》对道的认识，很多方面继承了河上公的思想，却又排除了以道为元气或精气的观念。它同样强调道的超验性质，对经文中的文字做出了特殊的解释。“吾，道也，还叹道美，难可名字，故曰道也”（释“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由于任何规定都不足以揭示道的伟大，因此在“母”与“大”之后，又以“强”加以说明。“言道甚大。言强者，恐不复，不能副其德也”（释“吾强为之名曰大”）。即使如此，都无法全面反映道的伟大德性。至道的伟大作用，正表现于它创造一切，又不为一切被创造物所限制。“逝，去也，大神无能制者，便立能去之也”（释“大曰逝”）。由于这样的原因，“翕然便能远去也”（释“逝曰远”）。往复于万物，运行不息。“翕然便能还反也”（释“远曰反”）。作者高度肯定至道神妙的创造作用，这与其终极追求完全一致。

那么，宇宙万物，究竟何者才是终极的决定力量呢？“四大之中，何者最大乎？道最大也” （释“道大，天大，地大，生大”）。最令我们惊异的是，作者把经文的“王”字修改为“生”，这一改变，具有宗教学的重大价值，虽然它不符合客观性的要求。“生”之所以在宇宙天地之间，具有这样不朽的意义，理由何在呢？“四大之中，所以令生处一者；生，道之别体也”（释“域中有四大，而生处一”）。原来，“生”就是“道”的存在形式之一。根据这一事实，人类的自我实现，就在于回归自然。“自然者，与道同号异体，令更相法，皆共法道也。天地广大，常法道以生；况人可不敬道乎”（释“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想尔注》又指出，自然“与道同号异体”，一方面，可以运用同一的称谓指示自然与道，即两者具有同一性；另一方面，它们又是“异体”，说明“道”作为现实的存在仅以太上老君为实在者，而非其它神灵或具体事物可以取代。作者的解释非常简略，存在许多问题，但其一贯之道，却始终如一。

王弼对老子思想的理解，基本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成就。而对本章的解释，在其整个经典诠释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我们现在逐步看一下，王弼是如何发挥老子思想，从而实现从汉代的宇宙论向本体论哲学的转变的。

混然不可得而知，而万物由之以成，故曰“混成”也。不知其谁之子，故先天地生（释“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以“万物由之以成”指称道，是《庄子》的观点，过去我们基本忽视了庄子思想对王弼哲学的影响。王弼在这里首先强调了主客体之间的疏离性质，认为道“不可得而知”。但它非不存在，而是因其“混然”，指明道不是我们认识的直接对象。我们从逻辑上推导万物以道为存在根据，从万物在绵延不断的时间之流中，追溯道的存在远在“天地”之前，无法确定它究竟从何而来。

为什么说“混成”之“物”在天地之前已经存在，王弼指出，是由于我们不知道它来自哪里。之所以“万物由之以成”，是因为如果不承认道作为万物存在的依据，那么，我们就在认识上，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既不能与经验现象符合，也不能满足认识的一贯要求。此“混成”之“物”之所以“不可知”，就在于它不象“天地”那样，还有规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