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在产生之初只是氏族血缘之标志，但在封建宗法制度下，血缘既然有贵贱，姓氏因此就成为社会贵贱等级的标准。秦代之后，封建宗法制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所代替，“别上下”、“明等级”的命氏制度也随之衰微，但由宗法制度而形成的等级观念依然存在，并依托门第制度一直贯穿此后的二千多年中华文明史。门第制度与姓氏制度密不可分，可以说，姓氏制度是门第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

门第制度形成于东汉时代，它的形成与汉代用以选拔人材的察举制度有关。察举制度始自西汉，由地方官员发现、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才（所谓“贤良”、“孝廉”、“茂材”等）入朝廷开设的大学修习经学等学业，经考试选拔担任汉帝国的各级行政官员。这一制度的动机是良好的，使政府能广揽人才，同时，也为身处社会下层的布衣百姓提供了上进的机会，诸如晁错、董仲舒、严助、公孙弘等汉代名吏都是由察举而得入朝政的，公孙弘由平民而为相，“布衣卿相”一时传为佳话。可以说，隋代后兴起的科举制就是直接由察举制度演变而来的。察举制度的建立，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打破了入仕之途为世族大姓独占、权力为世袭贵族垄断的局面，是中国专制主义政治的总格局下采取的一种颇有民主色彩的措施。

但是，由于汉代教育并不普及，一般百姓无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学术仅仅限于少数家族内世代传授，从而形成了“学术世袭”的局面。由于学术是获得察举的前提，因而学术的世袭必然导致权力的世袭，“累世经学”不可避免地造就“累世公卿”，即一个家族内接连几代出现担任公卿的人才，此种局面延续得久了，必然酿成门第势力。

另外，察举制度中的营私舞弊，任人唯亲，而不任人唯贤，也是造成门第势力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

门第势力一旦形成，即变成了变相的世袭贵族，一旦东汉的中央统一政府崩溃，政治权力就落到门第势力的手中，因此形成了魏晋南北朝的封建割剧局面。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大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门阀世族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此时的朝廷要想站得住脚，就必须得到门阀世族的支持和拥护，为此，魏文帝曹丕因时制宜制定了“九品中正制”作为选拔政府官员的制度。与“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汉代察举制度不同，“九品中正制”重新又以家族门第作为选拔人才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