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所谓“九品中正制”，即各地方政府推举熟悉本地士庶情况的人担任品鉴人才的“大中正”（州）、“小中正”（郡），将人才分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根据人才所属的等级“量才评德”，决定其进退上下。由于一地合境的人才，全由中正一人评鉴，而中正势难周悉每个人的德才高低，因此就只能依据门第家世，而非真才实学。中正“计资定品，惟以居位为贵”，“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途之昆弟”，于是形成了“上品天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姓氏等级局面。高门华阅，有世及之荣；庶姓寒族，无寸进之路。在此种变相的世袭制度下，汉代“布衣卿相”的盛况势难再现，寒门子弟即使有满腹才华与抱负，也只能怀才不遇，踟蹰下流。出身“寒门”的南朝诗人鲍照就在其诗篇中喊出了对此种局面的愤慨和无奈：

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

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

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

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

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

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

才华横溢的鲍照看不到出头之日，只能在家中与妇儿厮守游戏。

由于“九品官人法”是以门第贵贱为依据的，因此魏晋南北朝的各代政府都专门设有负责收藏、厘订、编撰姓氏谱牒的谱局和谱官，从而导致了中国姓氏学、谱牒学在这一期间盛极一时，出现了大量姓氏、谱牒学专著，著名的如晋代挚虞的《族姓昭穆记》、贾弼的《姓氏薄状》、南朝王僧孺的《百家谱》、北朝何承天的《姓范》和《后魏河南官氏志》等，这些著作无一例外都是为门阀制度服务的。

门阀制度造就了魏晋南北朝期间世代显赫、绵延不绝的豪族大姓，如瑯琊王氏、太原王氏、东莞刘氏、瑯琊颜氏、东海徐氏、陈郡谢氏、颍川庾氏、河南褚氏等等。这些家族的成员不仅世代身居高官显位，而且还涌现了繁若群星的文化名人。这些家族各自有其自己的族谱、家传，如陈郡《谢氏谱》、瑯琊《王氏谱》、《王氏江左家传》、清河《崔氏谱》、《崔氏五门家传》等，各自以门第相标榜。可以说，姓氏，在此时又成了地位、财富和权力的象征，与先秦时代的“氏”具有了相同的功能。

到唐代，由于经济繁荣，政治开明，唐太宗为了别除地方割据势力，采取了抑制豪门望族的政策，为此，他广开科举取士的制度，废除了施行几百年的“九品中正制”，授命吏部尚书商士廉等编撰《氏族志》。贞观十二年，《氏族志》完成，但太宗阅后大为光火，因为它仍保留了原“九品中正制”中的崔、卢、郑、王、谢等世族大姓的上等地位。李世民下令重修，重修后的《氏族志》，以当时的官冕等级为高下标准，将皇姓李氏列为“上上”，外戚姓氏列为“上中”，而传统的世族大姓则不得不屈居“上下”之等。至此，这些赫赫炎炎的豪门大族终于迎来日薄西山的日子，恰如唐代诗人刘禹锡在其名篇《乌衣巷》中所吟哦的那样：

昔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

权力的兴衰更替在姓氏的浮沉迁降中生动地得以折射和体现。

（责任编辑：沧海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