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６年８月，哈佛大学授予胡适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是为胡适的第三顶博士帽。

同年，美国南加州大学授予的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是为胡适的第四顶博士帽。

其余的博士帽分别是：

１９３９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名誉法学博士（６月６日）；芝加哥大学的名誉法学博士（６月１３日）。

１９４０年，美国８所大学分别授予胡适８个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形成“博士高峰年”：韦斯尔阳大学、杜克大学、克拉大学、卜隆大学、耶鲁大学、联合学院、柏令马学院、宾州大学。仅在三个星期内，这位博士疲于奔命，先后到这些大学出席典礼，发表演说。至此，他的博士帽有１４顶了，但胡适先生却说。“这些玩意儿，毫无用处……一个是四年苦功得来的，十三个是白送的。”

是年胡适五十岁。他老家安徽绩溪为庆祝这位在海外为国效力的“博士爷”５０岁大寿，由县长朱亚云出面，制作了一块“持节宣威”横匾，率乡绅们，浩浩荡荡送到上庄村胡氏宗祠悬挂，并将上庄村改名为“胡适村”。

１９４１年，胡适在美国被授予博士学位有５个，在加拿大被授有２个。前者全是名誉法学博士，分别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森林湖学院、狄克森学院、佛蒙特州的密特勃雷大学、密达伯瑞学院；后者是麦吉尔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和多伦多大学（名誉法学博士）。

１９４２年是胡适拿博士帽的第二个“高峰年”，达１０个之多，都是美国大学授予的。其中两个是名誉文学博士：达脱茅斯学院、纽约州立大学；其它８个是名誉法学博士，分别是：俄亥俄州州立大学、罗切斯特大学、奥白林学院、威斯康辛大学、妥尔陀大学、东北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第纳逊大学。

至此，胡适已获得博士帽３１顶，而最后的５顶是：美国柏克纳尔大学授予的名誉文学博士（１９４３年），英国牛津大学授予的名誉法学博士（１９４５年１１月赴伦敦以中国首席代表身份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美国柯鲁开特大学授予的名誉文学博士（１９４９年），美国克莱蒙研究所授予的名誉文学博士（１９５０年），美国夏威夷大学授予的名誉人文学博士（１９５９年）。

传世名言

1、历史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这句话出自胡适的名文《实验主义》，是胡适当时的一个长篇演讲稿，最初发表在《新青年》上。是胡适介绍詹姆士的实在论哲学思想时说的。原话是：“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胡适作品集》第四集，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10月）

2、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祭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

“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我这种议论，有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但是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一种感想。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什么教训呢？这可分三层说：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您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原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比如“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人知道这一个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辑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不好了，过激派到了中国了。”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不是过激党胡适吗？”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