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洋洋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这都由于一个懒字。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这都是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种解决的意见。又没有成例可援，又没有黄梨洲、柏拉图的话可引，又没有《大英百科全书》可查，全凭研究考察的工夫：这岂不是难事吗？高谈“无政府主义”便不同了。买一两本实社《自由录》，看一两本西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以高谈无忌了：这岂不是极容易的事吗？

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的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什么样的结果， 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不如此，不算舆论家，只可算是抄书的手。

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呆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八不主义与白话

对于中国新文学运动，胡适是最重要的启蒙人。早在民国六年一月，他即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当时文学的八个主张，也就是后来的八不主义：

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

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

三、不用典；

四、不用套语烂调；

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

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

七、不模仿古人；

八、不避俗话和俗字。

胡适主张使用“白话”做为文学语言改革的基础，对于白话，他的看法是：

一、白话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故白话即是俗话。

二、白话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话但须要“明白如话”，不妨夹几个文言的字眼。

三、白话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也不妨夹入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

著作书目

胡适著作很多，又经多次编选，比较重要的有《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胡适学术文集》《胡适自传》等。多部作品广为流传。

主要有《中国哲学史大纲》《尝试集》《胡适文存二集》《胡适文存三集》《戴东赢的哲学》《白话文学史》《胡适文选》《四十自述》《藏晖室札记》《胡适日记》《齐白石年谱》，以及《先秦名学史》等英文论著。此外，从1919年起，还陆续翻译了都德、莫伯桑、契柯夫等人的短篇小说（先后编辑为两集《短篇小说》出版），以及拜仑的长诗《哀希腊》易卜生的剧本《娜拉》（与罗家伦合译）等。胡适去世后，台湾编辑出版了《胡适选集》《胡适手稿》等，大陆出版了《胡适往来书信选》《胡适书评序跋集》《胡适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