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早期著作《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论文集》（写于1934一1941年间）中，对唯心论和形而上之本体观即多有批驳，如《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一文，开头即借用《易传》“神无方而易无体”一语，以论中国先哲之宇宙观为无体观。为此，他受到了熊十力的批评，谓之“开始一点即错了”，但唐君毅当时并不心服。此后，为了进一步印证他的观点，又进读新实在论者攻击最烈的新黑格尔主义诸哲的著作，特别是布拉德雷的《现象与实在》，并由此书带读到康德、黑格尔等人的著作。”读了黑格尔之《精神现象学》，才知除新实在论者一往平铺的哲学境界外．另有层层向上升高之哲学境界”（《我对于哲学与宗教之抉择》）。这样，一面抉择，一面思想的结果，“三十左右，便走到喜欢西方唯心论的路上去”了。”由此再来看中国先秦儒家宋明理学佛学，才知先秦儒家宋明理学佛学，又有超过西方唯心论者之所在”（同上）。向唯心论的归依确立了他的哲学基本立场和超验心路历程之方向，对人生之精神活动的超越性和道德生活的自律性的深心体悟，更坚定了他探寻内在而超越的心之本体与道德自我的信念，“同时对熊先生之形上学，亦略相契会”（《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自序》）。《道德自我之建立》一书即是在这一转变之后成熟的思想观念的最早结晶。

与《道德自我之建立》同时或随后的还有《人生之体验》 （ 1944年）、《心物与人生》（1954年）、《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1958年）及《人生之体验续篇》（1961年）诸书，这些著作均以道德自我的省察和人生哲理的宣揭为主题，故都属于伦理学或人生哲学的范围。

作者最初的构想，是要写一本共分十部的巨著《人生之路》。一部合为三编，第一编即名为《人生之体验》，包括“生活之肯定”、“心灵之发展”、”自我生长之途程”。“人生的旅行”、“心理道颂”等五部。第二编即《道德自我之建立》，包括“道德之实践”、“世界之肯定”、“精神之表现”等三部。其余两部合为第三篇，原拟名为《物质生命与心》，后因觉“真要讲哲学，直接由知识论到形上学到宇宙论，或由道德文化反溯其形上学根据，再讲宇宙论，比较更能直透本原。从自然界之物质、生命，讲到心灵、知识、人生文化，固亦是一路，然却是最弯曲的路，故将此部停止出版”（《心物与人生·自序》）。直到十年后，这部分内容才合人《心物与人生》一书中面世。上述三本著作，虽讨论的问题和具体论述的方式有很大不同，但主旨却相当一致，即皆在肯定人的道德自我或精神自我，肯定本心仁体的绝对超越性和其至上的根本意义。

唐君毅认为在人类之学术中，关联于道德生活的学问主要应探讨的是：“一、人们的追求之目标，毕竟是什么？其高下之秩序与价值，如何加以规定？目标之手段化所发生之价值之改变或颠倒之各种情形如何？二、人之各种目标，如何会发生冲突？此各种冲突之调解如何可能？人之同情尊重肯定他人所怀之不同目标之胸襟与度量，如何养成？人当如何本此胸襟度量，以相应之态度，对不同之人，而与人合以成事？三、个人之日常生活中之事，与其所从事或参加之诸社会之公共事业，如何能成为相互顺成的？人对他人之道德批评与道德教训，本身如何成为有效的，兼为成事的而非败事的？”（《道德自我之建立·重版自序》）这些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来说，有赖于个人的道德实践，而不纯粹属于理性思辩的领域。所以，无论是”依于个人之性情，对人生所兴感者之流露”的《人生之体验》，还是“为我个人求建立其道德自我，而对道德生活所作的反省之表述”的《道德自我之建立》，“同不合一般西方式之人生哲学道德哲学书之标准，因我未于此二书中把人生问题道德问题，化为一纯思辩之所对”（同上）。就这点讲，唐君毅认为他的这两本著作颇相类于存在主义。“即不把人生道德之问题只化为一纯思辩之所对，而用思想去照明我们自己之具体的人生之存在，展露其欲决定理想意志行为之方向时，所感之困惑、疑迷，及试加以销化等的思索”（同上）．此一”存在的思索”也是他反复强调这些书的写作“原非为人，而是为己”的真实意义之所在，即表现为道德自我的超越性、绝对性和人生体验的实践性、自主性。这一前提的确立，既表明了这些著作并非纯任思辩推演的普通伦理学教本，同时也为他的哲学思想体系打下了一心本仁体的基础。由人生体验的省悟和道德自我的反思，进而展开一系列的对人的本质、心灵与实体、生命与物质、道德理想与人类文化，及人生的目的、生活的意义等问题的探讨，一个超验唯心论的网络系统也就自然而然地撑架开了。

《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是紧接上述三书之后，再进而以道德自我为中心，以论述“人类一切文化活动，均统属于一道德自我或精神自我、超越自我，而为其分殊之表现”（《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自序》），以建立其道德理想主义的文化哲学系统的书。作者在自序中述其宗趣云：“本书之写作，一方是为中国及西方之文化理想之融通建立一理论基础，一方是提出一文化哲学之系统，再一方是对自然主义、唯物主义、功利主义之文化观，予以一彻底的否定，以保人文世界之长存而不坠。”按照唐氏的思路，道德自我建立后，必有一扩张的外化形式，这就是人类的文化系统。“一切文化活动之所以能存在，皆依于一道德自我，为之支持”，反过来，“一切文化活动，皆不自觉的，或超自觉的，表现一道德价值”。故“道德自我是一，是本，是涵摄一切文化理想的；文化活动是多，是末，是成就文明之现实的”（同上）。这种道德至上主义的一本万殊式的文化观，成为唐君毅建构其文化哲学、乃至整个思想体系的一块基石，与此同时，他对重建人文精神的企望与努力，也是直接缘此而来。本于“道德理性遍在于人文世界”的信念，唐氏在该书中分别就道德理性在各种文化意识、文化活动、文化理想中的表现，以及各种具体的文化领域中所显现出或可能含蕴的道德价值作了充分的阐述。全书共分十章，首章“泛论人类创造文化之精神之自主自动性或自觉性”，末章总论文化之弊害之所以产生之故，及如何挽救之道，其余各章分别讨论了家庭、生产技术及社会经济、政治、科学与哲学、文学艺术、宗数、道德、体育军事、法律教育等。唐氏认为，作为不同的文化形态和人类文化活动，上述内容皆是道德自我的分殊表现，能否真正显示道德理性的超越性、主宰性、普遍性与必然性，是判别它们具体价值的根本尺度。

《人生之体验续篇》是唐君毅此类著作的一个终卷，比之正篇箴言警语式的短论，这本包括了七篇论文的集子显得更为系统和深沉些。作者在自序中指出了它与《人生之体验》的基本不同，“前书乃偏在说人生之正面，而思想较单纯，多意在自勉，而无心于说教，行文之情趣，亦较清新活泼。而此书则更能正视人生之反面之艰难罪恶悲剧等方面，而凡所为言，皆意在转化此诸为人生之上达之阻碍之反面事物，以归于人生之正道，而思想亦皆曲折盘桓而出，既以自励，亦兼励人，而说教之意味较重”。台湾学者曾昭旭谓：“唐先生之其它著作，他人皆未必不能作，而独此书为非唐先生不能也。”（《中国哲学思想论集》现代篇3，《唐君毅》）牟宗三亦曾就此书致叹：“滴滴在心头，而愧弗能道”。由此可见这本书独具的个性。虽如是，就思想内容的大关节处而言，《人生之体验》的正、续两篇还是前后道一而贯之的，并未出现脱节。

（二）第二阶段：人文世界的探寻

由道德自我的体认进达文化哲学的建设，这便有从五十年代初开始对人文精神的艰难探寻和对中国文化价值的大力宣揭。构成唐君毅思想发展历程的第二个阶段的主要著作有以下四部：《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1953年），《人文精神之重建》（1955年），《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1958年），《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 （ 197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