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阶段的人性论基本上限于心性学说和功夫论，直到颜无和戴震，才有气质之性和血气心知的回视。在本书末尾，附赘了一篇长达七万余字的《朱陆异同探源》，与论”性”之主旨并无关涉，合入此篇，似甚牵强。

《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是继上两书之后，再进而对中国哲学中最重要的、综摄最广而关联性最大的范畴——道，加以论述的书。这里的“道”，不限于道家，更不是专指《老子》，而是对中国哲学中形而上观念和各种实体学说的一个总综述，故涉及面很广，内容极丰富。因容量过大，本篇有三大册，占了整个《中国哲学原论》的一半篇幅。

该著的第一卷专论先秦哲学中之“道”。在对道之名义加以类比而肯认儒家为中国人文之道的代表的前提下，首先从孔子之仁道谈起，由仁、天命、鬼神三观念构成了一和谐而稳固的形而上系统，孟子进而以立人之道返之本心，为此形而上系统的外化找到了最现实可靠的基源。墨于之义道以兼爱为核心，以二非（攻、乐）、二节（葬、用）、二尚（贤、同）为现实之展开。老在之道，一为法天法地崇尚自然之道，一为成神成圣向往真人之道，至《管子》之道家言，则合一内圣外王。《苟子》经过正天人、辩知行、别王霸、明君臣，以成人文统类之道，而《韩非子》所示则纯为一治道。除上述外，先秦哲学中还有《大学》之明明德于天下之道，《中庸》之诚道，《礼记》之礼乐之道，以及《易传》之“即易道以观天之神道”。第二卷以秦汉魏晋哲学中之“道”为论述对象。首先以阴阳家之观念为参照，阐释了秦汉学者的顺天应时之道及其历史演变意识，继以论述了司马谈、班固、杨雄、王充等学者及《白虎通义》，董理学术之类别与节度，以形成学术人文领域之道的功绩。汉代对人之才性之品类的分别与人物品鉴之道，直接激发了魏晋思潮，而神仙思想与炼养精气神之道，则成为道教兴起的一大因缘。另外，公羊春秋学中的褒贬善恶是非之道和汉易、五行、纤纬诸杂道，对中国传统的通俗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魏晋玄学之道以三玄为基，它的两个主要代表人物：王粥之体系是由《易》学以通《老》学之道，而郭象注《庄》所表现的则是自然独化与玄同彼我之道，第三卷为处理隋唐佛学中的形而上之问题的专著，也是唐君毅研究佛学的最为重要的一本著作。书中首辩印度佛教根本之道与中国传统人文之道的不同。般若学宗匠僧肇之论与佛性论大师道生之说，是中印两道交汇初期风云激荡之绚丽景象中的两笔重彩，而由《中论》至成实师之中道论，再到吉藏之二谛与中道，则是中印两道必然走向融合的预示与先声。至智者大师，完全中国化的怫学便产生了，这就是天台、华严与禅的先后出现。本书以较多的篇幅详细论证了智觊中国佛学史中的地位及其判教之道和圆顿止观论，对法藏的五教十宗之判、四法界、十玄门、六相及华严法界观都一一作了疏解，于禅宗之道则依于宗密之《禅源诸诠集都序》一书。唐氏有一比喻：“法相唯识如佛学中之苟学，般若如老在，天台如佛家之《中庸》，华严如佛家之《易》教，道生之顿悟及慧能之言本心即佛，则佛家中之盂学也。”（《原道济·自序》）他论中国佛学，止于宗密，对华严宗亦表现出特有的偏爱。一则宗密之时期中国佛学诸宗皆立，再则华严与唯识有深厚的渊源关系，与后起的掸宗思想也能贯通，故唐君毅认为，华严思想足以为中国佛学综统会元。其对禅宗的漠视，相异于乃师熊十力：但以华严比之易学，似又与熊氏之“归宗《大易》”成一有趣的呼应。

《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是《原道篇》的续篇，“乃专论宋明以降儒学发展者”，故副题为：“宋明儒学思想之发展”。但该著不同于上述几篇之围绕一中心范畴或观念展开讨论，而是以比较松散的形式泛论宋明一段的儒学思想。书中的大部分章节，都是作者修改他三十多岁以后陆续所写的有关宋明理学的论文而成，只有数节是串缀成编时才临时补写的。因之故，此书在论题的专门性和逻辑的严密性方面均不如《原性》《原道》诸篇，作为一部宋明儒学发展史，亦大逊色于牟宗三之同类著作——四巨册的《心体与性体》（包括续篇《从陆象山到刘蕺山》）。“然此书亦非杂凑而成，而实意合此诸义，以彰显吾所见之整个宋明儒学之发展”（《原教篇·自序》），足以为《原道篇》填补空缺。全书从北来儒学发展之方向论起，先谈宋初三先生之径学与义理之学，继之以欧阳修之本论

与王安石、苏东坡之性论，最后说司马光著《潜虚》之旨趣。然后释论邵康节之易学与心学，对周张二程之”立人极以言太极之道”、“以人道合天道之道”、“无内外、彻上下之无人不二之道”、“于一心分性情、别理气及以散直内、以格物穷理应外之道”分别作了细致的阐证。于朱陆，则因前之《原性篇》已有《朱陆异同探源》一长文论述甚详，故此处从简。而全书的重点主要放在疏解王阳明之致良知之道和王门后学各家各派的思想上，对船山学的研究尤为详尽。至于船山以后之清代学术，本书只是以“事理”之道对之作了极其简要的概括性说明，而未有任何人物的专论。

综观唐君毅第三阶段的著作，虽以整理和疏释中国哲学原典为中心，但思想创发的情趣并没有减退。他明确表示，他之作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并不追求现代学术所标榜的纯客观的、科学的，或只作历史事实的描述的方式，而是要抒发他本人的思想情感与观念，以自己的生命活动上契于古代圣贤的生命。此即他所谓“即哲学史以为哲学之态度”，这和熊一力研究中国哲学原典的精神方式是一脉相承的。这清楚地表明：唐君毅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史家，而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充满着主观意志和自创精神的哲学家。在研究和处理中国哲学原典的方法及用语方面，唐的观念表现出了极大的保守性，他坚决摈弃用西方哲学之体系和术语来套用中国哲学的方式，坚持中国哲学的自本诠释，对现代流行的西式图解法心存极度的轻蔑，他认为冯友兰、金岳霖诸氏谈论中国哲学所用的方法，虽“可与西洋一派之哲学问题相应，使闻者易解，然实则弥近理而大乱真”（《原道篇·卷三》）。

唐氏这一背逆时尚的基本立场，使得整部《中国哲学原论》不但因术语古旧、语言艰涩而有与世疏隔之感，并且连实际存在的西方哲学之影响在表面上看来也无任何形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