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社会进入新千年之际，人类文化是否会有新的飞跃？雅斯贝尔斯为什么特别提到中国、印度和西方对轴心期的回忆，或曰“复兴”的问题？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文化又有一次“复兴”的机会？我认为，答案应是肯定的。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国学热”的兴起，可以说预示着，我们正在从传统中找寻精神力量，以便创造新的中华文化。自上个世纪末，我国学术界出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重视的趋势，而进入21世纪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潮流，“读经”、“读古典诗词”恢复优良的道德教化传统，蔚然成风，不少中小学设有读《三字经》、《弟子规》、《论语》等等的有关课程内容。许多大学建立了国学院，孔子学院，开设了多门与儒学有关的课程。社会各阶层、团体、社区也办起了读古代经典的讲习班和讲座。众多的企业家在学习诵读儒家经典，希望把他们的企业办成以儒家伦理指导的新型企业。特别是胡锦涛总书记在17大中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将有力地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还必须注意的是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在深入研究中国自身文化传统的同时，对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更加关注和有较深地研究了。他们知道，中国文化必须在传承中更新，这样中国文化才得以真正的“复兴”，而“重新燃起新的火焰”。因此，我们期待着和各国的学者一起为建设全球化形势下文化上的“新轴心时代”的早日到来而努力。在欧洲，经过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思潮的批判之后，出现了以过程哲学为基础的“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他们认为:“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对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持批判态度，……以建构一个所有生命共同福祉都得到重视和关心的后现代世界。”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认为，在崭新的时代，每个人的权利都获得尊重，如果说第一次启蒙的口号是“解放自我”，那么新世纪的第二次启蒙的口号则是尊重他者，尊重差别。他们提出“人和自然是一生命共同体”的宇宙有机整体观，以此反对“现代二元论的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里夫金在他的《欧洲梦》中强调，在崭新的时代，每个人的权利都获得尊重，文化的差异受到欢迎，每个人都在地球可以维持的范围内享受着高质量生活(不是奢侈生活)，而人类生活在安定与和谐之中。因此，他们认为，必须对自身的前现代传统某些观念加以重视，要重视两千多年前哲人的智慧。印度在1947年取得了独立。在她争取独立的过程中，许多民族运动的领袖都把印度的传统思想作为一种精神武器。早在上个世纪中期印度思想家戈尔瓦卡就提出:印度必须建立强大的印度教国家，他特别强调“印度的文明是印度教的文明”。1985年国大党的“诞生是印度民族团结和复兴的标志”。他们认为，只有把印度人民的宗教热忱和宗教精神注入政治中，才是印度觉醒和复兴的必要条件。因此，印度民族的复兴必须依靠其自身印度教的思想文化传统。在进入21世纪，印度国大党连续取得选举的胜利，印度社会“是靠共同的宗教、文化、历史、种族、语言和其他亲缘关系所结合起来的同质民族。”这有力地说明印度正是“新轴心时代”兴起的一个重镇。这是不是可以说，在全球化的情况下，中国、印度和欧洲都处在一个新的变革时期，他们都将再一次得到了“复兴”的机会？我认为，雅斯贝尔斯的看法是有远见的。这里，我必须说明，我并没有要否定其他民族文化也同样将会得到“复兴”的机会，如拉美、北非等等，但是，无论如何，中国、印度、欧洲(欧盟)的“复兴”很可能预示着“新轴心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