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北京大学未名湖后湖之滨的朗润园,汤一介先生和夫人乐黛云每天安静地读书、写作、散步,他们已经这样并肩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人生历程,见证了燕园潮起潮落间的变迁。
他们一个是中国哲学史家、《儒藏》总编纂,一个是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的“拓荒者”,他们年轻时共历风雨比翼双飞,年老时文集被双双列入“大家文丛”。
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他们在“知天命”之年迎来学术生涯的春天,他的《郭象与魏晋玄学》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成为哲学研究不可绕开的著作;而她本是鲁迅和茅盾研究专家,却毅然“中年变法”,另起炉灶,创建了中国当代比较文学学科。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从祖父汤霖那里传下的这颇显儒家气概的家风,深深影响了父亲汤用彤一生,也同样影响着汤一介的立身行事。是的,中国哲学,不仅是学问,也是一种人生的践履,这既是一种功夫,也是一种修为,更是一种人生的境界。
四壁是顶天立地的厚木书架,空气中飘散着若有若无的中药香味,步入汤一介先生的家,即刻便有一种心宁神静的感觉。
先生家有两间书房,虽然不是很大,却都四壁环书,晴日里洒满了阳光,他俩常常各据一间。那日我与汤先生在他的书房采访,而腿部不适的乐黛云正在另一间做理疗,每当电话铃响过,不久便能听到隔壁传来乐先生愉快的笑声。
跟乐先生的神采飞扬恰好构成对比,汤先生谦和平静,儒雅从容,我们的谈话从下午一直持续到晚间,从国学的使命到文化的复兴,从《儒藏》的编纂到对学术传统的回顾……对于我的每一个问题,他都会沉思片刻,然后细说从头。
“没有自由就没有创造力”
钱穆先生在回忆好友汤用彤时,曾写道:“锡予之奉长慈幼,家庭雍睦,饮食起居,进退作息,固俨然一纯儒之典型。”这段话也正是汤一介自幼成长环境的一个写照。
汤一介1927年生于天津,在“奉长慈幼,家庭雍睦”的大家庭中自由自在地成长,父亲汤用彤虽然是会通中西的哲学家,却从来不把读书之事强加于子女,“我父亲从来不强迫我读什么书,只适当地指点,看我读《三国演义》,他会建议我还要读《三国志》。”汤一介回忆说,父亲对他的身教多过言传。
受父亲的影响,早在读高中时,汤一介便梦想着自己将来能做一个哲学家,“能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探讨一些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
1947年,20岁的汤一介在北平的《平明日报》上发表了两篇散文:《月亮的颂歌》和《流浪者之歌》。当时汤一介正在北大读书,充满了浪漫和幻想。
那时生活很苦,在食堂吃的是高粱米饭,菜的质量极差,宿舍是七八个人的上下铺,冬天有时没有煤,非常寒冷,但这些都没有影响年轻的汤一介对知识和智慧的吸纳。
然而,进入50年代后,他的这种梦想逐渐消失。从1950年代起,教条主义开始在中国哲学界横行霸道,青年一代既无条件又无可能向哲学家目标迈进。汤一介抛掉了哲学家的梦想,自愿或半自愿地做了“哲学工作者”。“但当时我们不知道,我们接受的实际是前苏联式的教条主义。”汤一介说,“这样的思想紧紧缠绕着我们的头脑至少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