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自由是一种创造力(3)
2010-02-05 09:13
正如祖父汤霖传下的家风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作为一名学者,汤一介肩负起这样一个责任,在传承自己文化的过程中使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
正如祖父汤霖传下的家风“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作为一名学者,汤一介肩负起这样一个责任,在传承自己文化的过程中使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
要让《儒藏》成为最权威范本
汤先生家的书架上,在最醒目的三个格子里整齐排列着已出版的33本《儒藏》,藏蓝色封皮,烫金的字,格外悦目。汤先生起身从中抽出一本来,翻开来,指给我看:“这是原文,这是校勘记,哪些地方有问题我们都注解出来,方便大家使用。”
收集儒家典籍是一项卷帙浩繁的工程,明清两代均有学者提出要编纂“儒藏”,却都未能实现。由于并非出身古籍整理专业,汤一介曾形容自己做《儒藏》是“非常小心,战战兢兢”。
汤先生说,佛藏一共有20几种不同的版本,而现在全世界研究佛教用的本子是日本的《大正藏》,为什么?因为它是排印本,有句读,还有校勘记。“所以我做《儒藏》就是做实用的、大家都可以用的,而且是一个比较规范的本子出来。”
《儒藏》,是要集中华文化精髓之大成,将儒家文化瑰宝系统全面地“收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将文化接续下去。更何况,现在做《儒藏》已经有些晚了。”中华书局在新中国成立后整理出版了《二十四史》,那批老先生许多已经故去,没剩下多少了,再过十年八年几乎就没有了,而一些中青年学者的古文功底现在还难以完全承担起这样的工作。在汤先生看来,《儒藏》是一个抢救性工程。
“我希望让我们的《儒藏》成为全世界最权威的范本。”作为一位沉潜、内敛的学者,汤先生这句话有着沉甸甸的分量。
学术双璧
世界汉学大会上,在掌声里结束演讲的汤先生,缓缓从讲台走下来,在一拥而上的媒体包围里,他一边应对递过来的名片一边挪步向观众席,寻找老伴乐黛云,而此刻乐黛云也正被另一群人环绕,她爽朗地笑着起身,拄着根拐杖,跟在汤一介身后,这时两群人合拢成一圈,继续围在他们身边,直至最后目送两位坐进车里离去。
寒风中,乐黛云帮汤一介穿好大衣,戴好围巾。坐进车前,他们一并向搀扶他们的学生连连道谢,乐先生温蔼的笑声,像一缕明媚的阳光穿过那日灰沉厚重的云层。
1949年,他们在北大相识。解放后,北大成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文学院有一个团总支,汤一介和乐黛云同时在做团的工作。“我是组织委员,她是宣传委员。后来我们又一起到了团委,我做宣传部长,她做群众文化部长。”两人常在一起工作,一起聊天,渐渐的,他们成了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1952年9月13日,乐黛云一毕业,他们就结婚了。自此,他们并肩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人生历程,见证了燕园潮起潮落间的变迁,也亲身经历了风雨的洗礼。
至今,有一个多年的习惯,在他们看来寻常不过,而在外人看来,却是极尽浪漫而奢侈的事——每天午后,他们会一边绕未名湖散步、晒太阳,一边讨论问题。“每天都会有半个钟头到一个钟头讨论问题,最近在讨论我研究的普世价值问题,还讨论她在写的一篇文章,我建议写得再积极一点,她后来接受我的观点。”汤先生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