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汤一介和乐黛云结婚后的第6年，“反右”运动开始。“那是个没有哲学，也没有哲学家的年代。”汤一介说，“哲学家从事哲学工作要有条件，首先你要能够自由思想，自由创造。不能自由思想，不能自由创造，哲学就变成了死的哲学。自由是一种创造力，没有了自由，你的创造力就没有了。”

 

　　“文革”后迎来学术生涯春天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汤一介迎来了自己学术生涯的春天。

 

　　1981年春，汤一介在北京大学开选修课“魏晋时期的玄学和佛教、道教”，能容纳200人左右的教室里，经常座位紧张，连换三次教室，最后没有办法，学校不得不发“听课证”以解决学生抢座的问题。

 

　　“因为这是一个新的东西，当时没有过。那时教条主义的课程受冷淡，而传统哲学的东西只要讲得好一点，符合道理一点，大家很愿意听的。”汤一介回忆道。

 

　　他当年的学生、现任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的景海峰，至今还保留着当时的课堂笔记：“老师得戴着麦克风讲课，有时麦克风坏了，几百人的大课堂鸦雀无声，每个人都似乎竖起耳朵听课。”

 

　　讲台下的景海峰“如饥似渴”吸取知识，而讲台上的汤一介，正怀着冲破多年学术教条的决心，就像多年后他自己说的：“失去最有创造力的年华后，就像裹过小脚后再把脚放大一样。”

 

　　在讲过两轮课后，汤一介将“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一课写成《郭象与魏晋玄学》，他尝试把哲学的比较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在方法、观念上进行了一系列“突围”。

 

　　接着，他又将《早期道教史》一课修改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大胆提出要肯定“宗教”和“非理性”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意义。这些探讨，均是在此前的道教研究中很少讨论到的。

 

　　在心灵滞塞、头脑僵固尚未消除的时候，汤一介首先想到要找寻新方法，提出新见解，走出哲学研究的困境。这种荡涤陈规的突围意识，一直伴随他日后的哲学研究之路。

 

　　中国文化书院推动“文化热”

 

　　季羡林先生曾说：“对中国文化书院的回忆，我却只有甜蜜，只有兴奋，只令人欢欣鼓舞，只令人感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上世纪80年代，拨乱反正，百废待兴，各种新思潮萌动。1984年，以北大哲学系为核心，学界酝酿筹组了民间性的中国文化书院，汤一介任院长。书院宗旨是“继承并阐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周一良等70多位海内外学者被聘为导师，没有学科之间的分际，也无身份和等级差别，思想分外地开放与活跃。

 

　　书院举办了四届反响巨大的“文化系列讲习班”，还举办了数万学员参加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函授班，蔚为大观。中国文化书院被公认为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主要推动力量和代表性的一派，对当时的文化启蒙起了比较大的作用。

 

　　“当时我比较主张‘兼容并包’，谁都可以讲，我们都欢迎，有很传统的梁漱溟先生，也有冯友兰先生，还有年轻一代的李泽厚，更有激进的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包尊信。梁漱溟被批判以后很多年没有公开演讲，他做的第一次公开演讲就是在我们文化书院做的，我们还留了一个录像，那是很不容易的。”汤一介先生回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