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恢复了平静，洗脚水又一次次被踢翻在地。 母亲说，有一次外公嫌洗脚水太烫，竟连盆带水砸在外婆身上。 第二天夜里，当他再次坐在椅子上等着洗脚时，那个温顺的女人却没有出来。 外公在方圆几十里的好几个村子寻找，他甚至问遍了河道上来往的船只，还在星光下的一棵树旁问过天，但那个美丽的童养媳却踪影全无。 整整半年，外公在椅子上坐下又站起，站起又坐下。田地里落满了雪。 那些黄花再次开放的时候，一个货郎挑着担来到村里。他对外公说，好像在同里镇的街上，看到过外公描述的女人，许多次在摊前买豆腐和鱼。 外公赶到同里，在镇上的豆腐摊前守了三天，终于见到了我的外婆。 外婆在一户国民党军官的家里做保姆，女主人十分喜欢这个勤劳、和善的女子，与她姐妹相称，不舍得放她走。那军官也在堂前的吊灯下严厉呵斥外公，就差没把手枪拔出来。 外公拖着沮丧的影子，踏着夜路，空手而归。 但他并不死心，又一次跑到镇上。他提着满满一篮鲜嫩的黄花，跪在门槛前恳求外婆。这一招非常管用，外婆收拾了一番，跟着外公回村了。 母亲说，从同里到村上的三十多里地，外公把他的女人背在身上，一刻也没舍得放下。 我相信，外婆在那时一定想起了当年自己被当做马骑的情景，她一定折下路旁的芦荻，在外公的头上敲着。而到了村口，她一定像敏感的鹿，迅速地跳下，以免坏了男人的形象。 几天之后，解放军渡过了长江。外公的三亩水田被革了命，他被定了上中农的成分，离反动的富农只差了一点儿。自那时起，他就少言寡语，在椅子上一坐就是半天，灰暗的皱纹逐渐爬上了他的脸。 “大跃进”的时候，外公在垄上支起了锅灶，给炼钢铁的社员煮粥。开饭的铃儿一响，那帮饿得眼睛发绿的人一窝蜂涌来，把他挤推得人仰马翻，那锅粥不偏不倚倒在了他的身上。 母亲说，在那些性命攸关的夜晚，外婆用嘴吸出了外公伤口里的脓；又用身子焐暖了被窝，再让外公躺进去。 外公养伤的那段时间椅子就空着，即使落满了灰尘，也没有人敢靠近。 待我记事以后，那把椅子被搬到了枇杷树下。月明星稀的晚上，外公常在树下乘凉。有时我想在椅子上坐一下，他就用豁了口的蒲扇拍我的头，又张开缺了牙的嘴巴呵呵地笑。 这时外婆就会走过来，像摘星星那样，摘了枇杷，哄我去别处玩。 我心有不甘地回头望去，总是看到外婆剥好了枇杷，送到外公面前，说：“老头子，尝一尝。” 我上大学以后，有一次舅舅来信，说外公受伤了。信上说，那天下午他在豆架下割草，看到有黄蜂飞来，便用镰刀去砍，没想到砍伤了自己的手背。其实伤口并不要紧，但外公觉得这是死前的征兆。 那年秋天，有洗脚水端来的一个傍晚，外公坐在椅子上，永远地睡着了。 那时候，椅子的扶手已经断裂。 我那爱好木工活的父亲拿来了工具，想要把它修好，却被外婆阻止了。 天气晴好的日子里，外婆喜欢把椅子搬到院子中央，坐在上面缝衣或拣豆。当椅子发出“嘎嘎”的声响时，她就笑。 如果那把椅子空放在太阳下，那么外婆一定是去了屋后的豆架下，在那里静静地看黄色的花儿。 她会想起那个遥远的五月，曾经有一朵花儿在自己的耳旁开放；也会想起那个远去的男人，曾经跪在门槛前，把花儿举过了头顶。 乡邻们都知道，我的外婆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一个人的时候，她就坐在椅子上，望着门前的流水，跟上帝说一会儿话。 后来她的耳朵有点背，我就买了助听器去探望老人，临走时把一些钱塞进她的衣兜。但据说，她把那些钱拿到了镇上的礼拜堂，捐做慈善。 今年春天，当花儿吐蕊、蝴蝶飞来之时，我九十四岁的外婆离开了这个世界。在她的枕头下，还压着我最后一次给她而她还没来得及捐出的钱。 前些天，舅舅打电话来，说那把椅子无缘无故地散架了。 我想，外公和外婆一定在上帝那里领到了三亩水田，他们重新搭起了豆架，正坐在那把红木椅子上，等着花儿爬上来。 编者：爱是牺牲，也是奉献。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夫妻，才会品味到生活的甜美。细水长流，古典而情深意重，在一切都飞速运转的现代生活中，外公外婆的爱情显得是那么的从容与优雅。 （责任编辑：猪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