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内政外交，内忧外患，长年累月超负荷的繁重公务，严重地损害了周总理的健康；而“四人帮”的明枪暗箭、百般刁难、重重设障所造成的巨大精神负担和心理压力，更使他的心灵饱受痛苦的煎熬。这种长期、持续、强烈的“孤树加双斧”般的折磨与摧残，生生地把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拖垮了、累倒了。已经广泛转移的恶性肿瘤，时刻侵蚀着周总理的内脏与肌骨。原本1.73米的伟岸身躯。最后形销骨立，只剩下了30.5公斤的体重。住院20个月，经过大小手术13次，输血89次，浑身上下插满了氧气管、输液管、引流管和心电图监护仪的电极板，以致连翻身都受到限制。 1975年12月20日清晨，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的周总理稍微清醒一些，便提出要见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罗青长。中午时分，周总理苏醒过来，亲切地招呼他坐在病床旁边，翕张着干瘪的嘴唇，以微弱的声音，吃力地询问了台湾近况和在台的一些老朋友的现状，最后郑重嘱托：“不能忘记老朋友。”停顿了一下，又稍加解释：“不能忘记那些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们。那些帮助过我们的老朋友，哪怕他一生中只做过一件有益于革命的事，比如还在台湾的两位姓张的朋友……”不到15分钟的谈话，总理竟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再一次进入昏厥状态。 罗青长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了40多年，他知道，“在台湾的两位姓张的朋友”，首要的一位指的是张学良将军。 二 周恩来与张学良相识、相知于1936年。 那年4月9日，应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邀，驻兵西安、担任“剿共”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将军秘密赶赴延安，与周恩来会晤；一个月后，他们又密谈一次，都是商讨红军与东北军携手抗日、共同救国的途径与办法。两人首次见面，各自给对方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事后，周恩来兴奋地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朗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出乎意料!”张学良对于这次会谈也非常满意，说：“比我想象中好多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周先生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给我印象很深，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当即拨出两万银元送给红军；返回西安后，又拿出20万法币接济正处于困境中的中国共产党。 过了七个月，“西安事变”发生，周恩来应张学良邀请，飞抵西安，在金家巷张学良公馆里，两人朝夕相处了八天，共商和平解决善后事宜。此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古人论交有“十日平原”的佳话，他们两番密晤，总共也只有八天零两个夜晚，却建立了历数十年不变的深厚情谊。 时隔半个多世纪，被周恩来誉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的张学良将军，在接见祖国大陆《百年恩来》专题艺术片的摄制组时，称赞“周恩来是我认识的共产党最伟大的人物”；张学良还曾对美籍历史学家唐德刚说：“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的是周恩来。这个人，我们俩一见面，他一句话就把我刺透了。” |
周恩来总理在濒临生命终点时，郑重嘱咐：“不能忘记老朋友。”这句普通至极的家常话语，却是饱含着生命智慧、人情至理的金玉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