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向父亲介绍说，每天朝矿井下走，那黑暗狭窄的矿道就像一恶鬼的长舌头，随时都会把他们一行人吞吃。朝坑底走的时候，不仅要快，而且要稳，脚下不经意间就会触到又湿又滑的煤面。有时候还得提防矿车的上上下下。到达自己的工作岗位后，交接完早夜班，就得赶紧开动绞车，以免影响矿车的运行及采煤的速度。有时困得实在不行了，母亲也会忙里偷闲地休息一会儿，把她制作的小座垫（从旧汽车座椅上卸下来的塑料泡沫）靠在背上打一小盹儿；有时渴得忍不住，就从自带的水壶中喝几口凉白开。日子久了，那小座垫也磨损得更小了，而那水壶也磨出了白色的痕迹，母亲不忍换新的，仍坚持使用者。 矿上的事就如六月的天气，捉摸不定，那些矿难往往就是一瞬间。有一次，母亲开着绞车往后拉绳，但拉矿车的小矿工没挂好钩，致使矿车倒驶回来。幸好母亲反应快，躲了过去，但胳膊仍冷不丁地撞了一下。看着母亲那青紫肿胀的胳膊，父亲不住地摇头叹息，我眼里噙着泪花为她涂抹红花油，嘴里咒骂那该死的小矿工。母亲笑着摇了摇头，说：“他的年纪和你差不多，出来打工很不容易，怪我不小心。别背后骂人，要遭报应的。”按说母亲胳膊受伤本应休息几天，可她为了给家里多挣点儿钱，不顾我和父亲的反对仍坚持去上班。 从此以后，我每天晚上都睡得很轻。听到母亲的车铃声，我就条件反射般的醒来。我理解这清脆的车铃声是母爱的呼唤。而在我梦中，我也经常梦见那一节节的矿车在矿道上飞驰而过，那隆隆的响声也呼唤着那坚强而伟大的母爱。 六年之后，我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成了村里人羡慕的大学生。母亲也在父亲的强烈反对下，离开了煤矿，后来又在亲戚朋友的介绍下为镇上的地税局做饭，钱虽挣得不多，但挣得心里安稳。据家里来信说，邻居大婶家的狗娃儿因矿车出轨，被矿车撞了个残疾。那位大婶也不再对我家指三道四了。 如今的我坐在大学教室里，心却飞向了远方。脑海中不断回响着《母亲》那首歌的旋律，阎维文那深情浑厚的嗓音久久地在心头浮响：“你入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你雨中的花折伞有人给你打……”。我知道父母现在仍然辛勤劳作着，母亲在矿井下工作的情景我不想回忆，但那矿车上的母爱如“黑色的金子”般燃烧，给我无尽光芒，给我无尽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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