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化史上，中华文化占有很显著、很重要的地位，并且在很长的时期内居于领先水平，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座巍峨壮观、风光无限的高峰。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显著位置，首先在于其内在的创造动力和丰富内涵，以及在各个领域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但是，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一种民族文化，无论它曾经多么的丰富、多么的先进、多么的伟大、多么的辉煌，如果把自己封闭起来，完全与外部世界相隔绝，不仅难以保持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生命力，也不可能获得世界性的文化价值和意义。因此，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显著地位，更在于它的开放性，在于多方位的中外文化交流，在于中华文化在海外广泛而持久的传播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四次高潮

在欧亚大陆，有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四大文明发源地，被称为“四大文明古国”。但是，中华文化自从其初创期开始，就具有开放包容、积极开拓的品格，在自身成长的同时也不断地向周边地区扩展，与其他民族文化接触、交流和融合。

早期如神农、尧、舜南抚交趾、箕子走之朝鲜、周穆王西狩以及后来徐福东渡等故事，说明那时已有中国人把初创期的中国文化向域外传播出去。张骞在西域时，发现当地人使用“蜀布”、“邛杖”，说明在此之前已有四川的物产通过印度传到了中亚一带。徐福东渡故事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传说秦始皇时，齐地方士徐福率数千童男女和百工，泛海东渡，最后到了日本，“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在那里定居下来，再没有回到中国。徐福给日本带去了五谷种子和先进的生产工具，还有一部分中国书籍。日本人对徐福带去的先进文明十分重视，有许多纪念徐福的遗迹，如在纪伊半岛的熊野浦，据传是徐福一行的登陆地点，有“徐福之丘”和“徐福宫”等纪念物。韩国济州岛的正房瀑布，据说是徐福途经的登陆地点之一，在那里建有一座“徐福文化展示馆”。当地的城市叫“西归浦”，也与徐福的故事有关。战国后期以及秦王朝建立时，中国多年战乱，有许多居民移民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给那里带去了先进的大陆文化和生产技术，促进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文化的发展。大概徐福就是这些移民的代表。

但是，比较广泛的具有实质意义的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还是从西汉时代开始的。从那时起，在历史上形成了中华文化向海外传播的四次大的高潮。

汉代出现了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的第一次高潮。汉帝国疆域广大，中华文化的基本形式和格局已渐成熟，工艺学术全面繁荣，出现了中华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鼎盛时期。在这一时代，中华文化从东、南、西三个方面与外部世界展开了多方位、多层次的广泛交流，播撒自己的辉煌于广大的地域，初步确立了在世界文化总体格局中的地位。在中华文化向海外传播的历史上，汉代的张骞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通使西域，寻找大月氏人建立反匈奴联盟。张骞西使历经13年，备受艰辛，虽然最后并没有达到联合大月氏以抗匈奴的目的，但他实地考察了东西交通要道，了解了西域各国的实际情况，大大开拓了中国人的地理概念，成为中国官方“开拓通往西域道路的第一人”。历史学家方豪说：“张骞出使西域，号曰凿空，为中外关系史上空前大事。”张骞之“凿空”，意味着东西交通大干线“丝绸之路”的正式开辟。“丝绸之路”所指，是从中国的长安出发、横贯亚洲，进而连接欧洲和非洲的陆路大通道。这条交通大道犹如连接东方和西方的金丝带，从汉至明历1800余年，一直承担着中国与欧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重要职能。以丝绸为代表的丰饶的中华物产，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艺术民俗等等沿着这条大道不断地传到了中亚、西亚乃至更远的欧洲。

到唐代，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达到第二次高潮。唐代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最强盛、最发达的时代之一，中华文化也达到了一个兴隆昌盛、腾达壮丽的高峰。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与世界各国进行了多方面的文化交流，长安成为一个世界性大都市和中外文化交会融合的中心。各国庞大的外交使团出入长安，出现了“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大景象；与各国的贸易十分繁盛，以至于长安、洛阳等大城市里“胡商”云集；成千的外国留学生在长安国子监学习中国典籍和学术文化，深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和濡染。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经指出：“唐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邻近的许多民族争相仿效，煞费苦心。人们不仅视中国为至高无上的军事强国，也将其看作是国家与文化最杰出的楷模。”博大精深的盛唐文化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东亚世界的文化面貌，形成了“中华文化圈”的东亚文化秩序。“中华文化圈”包括中国本土、朝鲜半岛、日本以及越南北部，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具有使用汉字、提倡儒学、流行中国化佛教、实行中国式典章制度以及应用中国科学技术等共同的文化因素。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第三次高潮发生在宋元时代。宋代在文化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处处表现出它的纯熟和深厚。宋朝特别重视海上贸易，与日本、朝鲜、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海上贸易都十分活跃，中国商船甚至远达波斯湾和非洲东海岸。到元帝国时代，横跨亚欧的帝国版图以及驿站制度的完善，更使东西方的交通畅通无阻。在这样开放的国际环境下，东西方的交往空前频繁，使节的往来、命令的传递、商队的贸易、大规模的移民，络绎不绝，相望于道，形成了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广阔壮观景象。中国的许多重大发明，如火药和火器技术、雕版印刷术和指南针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大规模西传的。

明清之际出现了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第四次高潮。这次高潮的显著特点是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充当了文化传播的主要角色。他们把许多中国学术典籍翻译介绍到欧洲，并通过撰写专著和大批的书信，介绍中国的历史、地理、政治制度、社会生活、民间风俗、文学艺术，在欧洲思想界引起强烈反响，对正在兴起的启蒙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伏尔泰、狄德罗、莱布尼兹等欧洲的大思想家，都对中华文化表现出热烈的赞许和倾慕之情。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成为一个令他们向往的“乌托邦”，用来对照批判当时欧洲各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与此同时，中国的瓷器、漆器等日常生活用品大量销往欧洲，在欧洲各国刮起了持续一个多世纪的“中国风”，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和艺术风格。如在巴黎的雨果故居里，就有一间“中国厅”，是雨果按照自己理解和想像的中国风格设计装饰的。在欧洲的许多地方，都有按照中国造园理念设计的“中国式园林”。这是一个中华文化广泛西传并在近代欧洲社会的发展中留下相当影响的时期。

中华文化能够在世界各地广泛而持久地传播，并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根本原因在于它的丰富性和先进性。中华民族以其勤劳和智慧，使中华文化的发展高潮迭起，辉煌灿烂，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华文化以其历史悠久，更主要的是以其丰富性、先进性和博大恢宏，在世界文化史上获得了持久的魅力。

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的智慧，突出表现在丰饶的物产上。海外各民族首先是通过那些体现着中华民族智慧结晶的物质产品来知道和认识中国文化的。说到中国古代的产品，首先要提到的就是丝绸。“丝绸之路”的命名正反映了丝绸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上的重要性。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织丝的国家，到秦汉时代丝绸生产已经遍及全国，同时也是最早大宗出口的货物，甚至远销到罗马帝国。罗马城中有专门出售中国丝绸的市场，贵族们不惜重金购买丝绸，锦衣绣服成为富家时尚，元老院的议员们都以能穿丝袍为荣。据说著名的罗马统治者凯撒曾穿着绸袍出现在剧场，引起轰动，被认为奢侈至极；埃及艳后克利奥巴特拉也曾身穿华丽的绸衣出席宴会，魅力四射。在许多当时的以及后世的历史学家看来，华贵的中国丝绸的风行，大大助长了罗马帝国的奢侈之风。甚至有人极而言之，由于大宗进口中国丝绸而造成大量金银外流，是导致罗马帝国灭亡的一个原因。在中国丝绸大量外传很久以后，中国的养蚕和缫丝以及织造技术也逐步传到国外，对许多民族的服饰变化和日常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