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是一种包含多层次内容的文化形式，宗教的传播是一种影响广泛的文化传播途径。起源于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华文化的改造和剪裁，变成中国化佛教，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佛教文化交流中，有许多僧侣不畏艰险，或西行取经，或东渡传法，如法显、义净、玄奘等远赴印度，在学习佛教文化的同时也将中华文化介绍过去；鉴真和尚率弟子东渡日本，更是一次影响广泛深远的文化使团，被誉为“日本文化的恩人”。与鉴真交谊深厚的日本文学家真人元开著《唐大和上东征传》，称赞鉴真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亦如一灯燃百灯，瞑者皆明明不绝”。朝鲜、日本历代都有许多佛教僧侣来中国巡礼、请益，回国后不仅模仿中国佛教建制，传播中国佛教宗派，并携回大批汉文佛典，还将其他中国典籍、书法绘画作品和工艺品等携带回国。中国化佛教传至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并得到广泛流传和发展。此外，宗教的传播也是多种文化要素传播的媒介，例如中国的建筑、雕塑、绘画、音乐等艺术形式，乃至中国的工艺技术、饮食习俗、医药之学、文学和哲学思想，也随着佛教的传播而传播。中国宋代理学思想最初就是依附于禅宗佛教传入日本的。

历代都有一些旅行家和冒险家到中国游历，如马可•波罗、伊本•拔图塔、鄂多立克等等，他们回国后把在中国的见闻笔录成书，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华文化的重要资料。在这些旅行家当中，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是最著名并且是影响最大的一位。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了17年，游历了中国从南到北的大部分地方。他回国后，在一位作家的帮助下，将在中国的见闻著成《马可•波罗游记》，赞颂中国地大物博，文教昌盛，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的辉煌文化，向西方世界展现了迷人的中华文明。《马可•波罗游记》是欧洲人撰写的第一部详尽描绘中国历史、文化和艺术的游记，被称为“世界第一奇书”，极大地丰富了欧洲人对中国和东方的认识，也大大开阔了欧洲人的地理视野，引起他们对于东方的浓厚兴趣。有人说，寻找东方是欧洲大航海事业的“意志灵魂”，而这种“意志灵魂”正是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培育和锻造的。还有人指出，《马可•波罗游记》“诱起”哥伦布决心漫游东方而至发现美洲，正是此书“最伟大之功绩”。

　有关文化传播的几点规律性认识

回顾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些有关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规律性认识。

一个国家的文化对世界产生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综合国力。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是一个没有间断的历史过程。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上，都有不同的文化内容、文化形式以不同的方式传播到域外的不同民族和地区。但是，这个过程并不是始终如一的，而是呈现出波浪式曲线的过程。其中最耀眼的是前面提到的四次大的传播高潮。这四次文化传播高潮的出现，各有其原因和特点，但共同的方面就是，这四次高潮都出现在中国国力强盛、疆域广大、和平发展的时期，汉、唐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强盛的大帝国，蒙元更是一个世界性的大帝国，欧亚大陆交通大开，而至明清之际，特别是康乾盛世，更达到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后高峰。一方面，国力的强盛带动了整个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的创新和进步，出现了文化上的大繁荣、大发展，因而有更先进、更新鲜的文化内容和文化形式传播到海外，所以这四次传播的高潮也都是中华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另一方面，综合国力强盛的国家在世界上会有更大的影响力，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并且希望了解这种强盛发达的原因，产生学习吸取的愿望。

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广泛传播和影响，还在于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开放性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有人批评中华文化封闭、保守，这是片面的，不对的。如果说清朝曾有过闭关锁国而使中华文化发展的这一阶段呈封闭、保守性特征的话，那么纵观几千年中华文化发展的总趋势，则开放是主流，是本质性的特征。开放性使中华文化保持了一种健全的文化交流的态势、文化传播和文化输入机制，而这正是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之所在。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先人在很早的时候便致力于走向世界的努力，徐福、张骞、鉴真、郑和、朱舜水、陈元赟等等，代不乏人。他们不避艰难险阻，越关山、渡重洋，与各国各族人民建立起政治的、经济的、文化上的联系，搭起友谊的桥梁，把中国的文化珍品、文化理念、文化信息传播于世界各地。这是一种宏阔的胸怀和气度。中国人把这种大规模的文化输出引为文化的和民族的自豪，并自觉地视为自己的文化责任。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在大规模文化输出的同时也广泛地吸收、接受、融合域外文化，使自身不断丰富，更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也由于中华文化的这种积极的输出和吸纳运动，使自己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即便是在近代西方文化大规模的和强有力的冲击下，中华文化也能通过自身的重整而使自己走向现代化。

中华文化能够在很长的时间内持续地向海外传播并发生重大影响，主要原因还在于它的先进性。在世界文化的整体格局中，中华文化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居于领先地位，而且，中华文化的先进性不仅仅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而且是整体性地领先于世界。当欧洲还处于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中国就已经创造了世界性的文化大都市长安，宋代的开封、杭州也是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前面提到的中国人创造的器物文化，如丝绸、瓷器、“四大发明”以及其他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以及典章制度等等，一旦传播到海外，便受到高度的重视和热烈的欢迎，其原因，不仅是新鲜，而且是先进，给那里人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了许多方便，并且对那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借鉴、刺激、激励和开发作用。换句话说，能够大规模传播到海外并且发生重要影响的是先进的文化形态，而不是简单的文化符号或异国情调式的调剂和消遣。

文化传播是通过多种形式实现的。有的文化要素是直接传播过去的；有的只是传播某种文化要素的一些信息，从而使接受者受到启发；有的是扩大式传播，一种文化在起点上所起的作用可能是微小的，而接受它以后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还有一种潜伏式传播，某一文化要素传播过去了，当时可能默默无闻，而在以后某个时候却突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总之，文化传播是一个过程，文化传播的过程实际上常常表现为一种复杂的多层次的结构模式，表现为一种持续运动着的各个部分相互作用的模式。各层面文化要素的传播并不是平行推进的，不是平衡发展的。比较而言，物质文化、技术文化的传播更容易一些，传播的范围更广泛一些。中华文化向海外最先传播和输出的往往是中国的物产和技术发明。相比之下，艺术文化、制度文化的传播要缓慢一些，传播的力度也相对弱一些；而作为文化核心内容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其传播和影响所受到的限制就更多一些。但是，物质文化、技术文化的传播，其意义不仅仅局限于物质的和技术的领域，它们还可能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甚至产生意料之外的效果。因为这些物产和技术发明，还体现了创造者、发明者的精神理念、审美趣味和价值追求，体现了他们作为某一文化共同体成员所接受的文化传统的濡化和教育。而物质文化和技术文化的输出，间接地传达了这种物质产品所包含的精神内容和文化内涵，因而也就使其成为文化整体的代表而传播并发生影响。

中华文化向海外的传播，在各地、各民族产生的影响是很不相同的。不仅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不同，而且影响的性质也很不同。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中华文化传播的内容、这种文化传播对当地文化的作用和影响，都是有相当大的区别的。一种文化要成功地从一个民族传播到另一个民族，为其所借用和包容，不仅取决于这种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水平，而且还要取决于接受、借用此种文化的民族文化发展的水平和需要程度，取决于接受方的态度。当一种文化传播过去的时候，如果接受一方的文化发展水平还比较低，还没有达到能完全理解传播来的文化的程度，或者尚不具有接受它的需要，那么，这时的文化传播及其影响就可能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如果相接触的文化都已经达到完备和成熟的程度，这时的文化传播虽然也有一定的作用和影响，但不足以改变接受一方的文化模式和发展方向，不会改变此种文化的基本理念和思考方式。从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来考察，在接受一方的文化处于结构性变动时，处于文化发展的历史性转折时期，内部增长着要求变革的活跃因素，此时往往对接受外来文化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而较少保守的意识，外来文化的输入也往往会产生较大的影响。日本大规模吸收和移植唐代文化的奈良时代，正是日本社会发展的一个转折性时期，唐代文化的大规模输入有力地促进了日本社会的变革，也刺激了日本文化出现空前的繁荣。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传入欧洲的时候，正值欧洲中世纪末期，文艺复兴运动正在兴起，欧洲社会正处在历史性大变革的前夜，因此这三项伟大发明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远远超出了纯技术的领域。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向欧洲广泛介绍中国的儒家学说和政治制度、社会生活，而当时的欧洲思想界正处在最活跃的时期，启蒙运动方兴未艾，所以中国思想文化的传播对启蒙运动起到了刺激和激励作用，为启蒙运动提供了灵感之源。

任何文化传播到新的环境下，它所引起的反应，取决于当地文化的特点。因为文化传播的接受一方，并非是一块“白板”，而是具有一定的传统、理念和价值标准的。它们在接受外来文化的时候，往往以已有的“期待视野”模式对外来文化加以衡量，在接受新东西时将其纳入这个固有的模式来理解。这是一种“接受屏幕”，外来文化总是透过“接受屏幕”渗入本土文化的。这就形成了一种接受态势或接受势能。当输出(传播)方和引进(接受)方接触、交流之后，便发生从本身定势出发对外来文化的解读、诠释的问题。或者说，接受外国的某种文化要素的社会很可能以与自己的民族传统相适应、相和谐的方式来对它加以消化和吸收。文化传播时常会出现这种“再解释”和“再理解”的过程。解释者的思考和动机才使得被解释的文本呈现了新的意义，才使异质文化转变成为本土文化的内容。这里必然会发生的是“误读”，无意的自然形成的、由接受定势决定的误读和有意的、人为的由“期待视野”决定的误读。这样的误读并非坏事，有时候，误读正是一种对外来文化的改塑、变形的手段和表现形态。这样，传播到国外的中华文化要素，通过接受者的理解、解释、接受和创造性的转化，通过这种被赋予了接受者文化的“附着物”、“添加剂”和创造性的“意义”，被融合到他们的文化之中，从而使这些文化要素发生作用和影响。这正是文化传播—接受的具体形态。

一种文化传播、“进入”另一种文化，是一种撞击的过程、矛盾发生和解决的过程。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保守的一面，对外来文化总有某种抗拒性。当中华文化传播于海外，与其他民族文化相接触时，必然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引起当地本土文化的抗拒、排斥和抵制(这与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传入中国时发生的情况一样)，即使是在中华文化以强大的力量传播，接受一方对中华文化的传播持热烈的欢迎态度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中华文化外传之后，经过文化接触的矛盾和冲突，经过当地本土文化的选择和“解释”，这些中华文化要素被“接受”到原有文化之中，与原有文化相受容、相融合，从而逐渐成为接受一方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被接受传播的民族“民族化”了。这个“民族化”的过程，就是对传播来的中华文化的选择、解释、剪裁的过程，也是中华文化对接受一方原有文化发生实际影响的过程，也是整个文化传播过程的最后完成。

（编辑：凝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