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之一，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声誉。瓷器是一种综合表现中华文化的特殊物质形态，是多种文化形式的物质载体，体现着中华文化的精神意蕴和艺术意境，体现着中国人对美的感受、趣味和创意。在西方人的眼里，瓷器就是中国的代名词，译成“china”；或者称中国为“瓷器之国”。大约从唐代开始，瓷器就已经销往国外。从南宋到明代中期，即从12世纪到15世纪，是外销瓷最繁盛的时期。瓷器大量外销，传播到世界各地，给各国人民提供了一种便利的生活用具，也向他们展示了中华文化的风采。中国瓷器在各国都受到热烈欢迎。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有一座托普卡帕宫，以收藏中国瓷器著名，其藏品之精美和丰富，堪称中国古瓷的一大宝库。从16世纪开始，在欧洲各国出现了追捧中国瓷器的热潮，把购买、收集中国瓷器视之为去“寻找黄金”。许多王公贵族都以拥有和收藏中国瓷器为荣耀。例如在奥地利的美泉宫，就有两间客厅的四壁都是用中国瓷器装饰的；在魏玛的歌德故居，有一个大陈列柜，专门展示歌德当年收藏的中国瓷器。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丹麦等国纷纷建立东方贸易公司，派出大型商船，来中国进行瓷器贸易。据比较保守的估计，在18世纪，专为欧洲烧制的“中国外销瓷”，至少在6000万件以上。中国的制瓷技术也陆续传播到海外，朝鲜、日本、波斯、埃及以及欧洲都学会了中国的制瓷技术，烧造出各种仿中国瓷器。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如天文、地学、数学、生物学、化学、医药学、冶金技术、建筑技术等，这些领域的成果都曾陆续传播到海外。英国著名学者R•G•坦普尔曾说：“为工业革命打下基础的欧洲革命，只是输入中国的思想和发明以后才开始的”。 “四大发明”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并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科技成果，其意义远远超出其自身的技术领域，对文化的传承、人类征服世界能力的提高，对世界历史的演变，都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作为西方文明发展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文艺复兴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受到“四大发明”的刺激和推动，并以此为物质前提的。马克思曾对这些伟大发明的世界历史意义论述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世界市场并建立殖民地，而印刷术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古代中国人不仅创造了发达的物质文化和科技文化，而且在哲学、艺术、政治文化等许多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且和物质文化、科技文化一样，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处于世界的先进水平，在向海外传播的过程中给其他民族的文化带去了中国的智慧。实际上，以上所说的传播到海外的几项文化成果，只是择其要者，述其大概。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几乎中华民族创造的所有文化成就，从物质到精神，从生产到生活，从政治到艺术，从宗教到民俗等等，都或多或少、或远或近传播到海外，对世界各民族文化发生了多种多样的影响。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所产生的影响，概括地说，主要有这样几点：

(1)丰富了各民族文化的内容；

(2)为各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借鉴和参照，在有的情况下甚至是提供了文化的理想模式；

(3)对各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激励、刺激、开发、推动作用，为它们的发展提供了刺激动力；

(4)启发了各民族进行文化创造的灵感和智慧；

(5)促进了各民族文化参与世界性的文化交流，获得世界性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

　文化传播的生命之桥

人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传播的主要媒介。所谓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就是人际之间的交流与传播,文化传播都是通过人的接触和交流进行的。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和来到中国的外国人，你来我往，共同构筑了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生命之桥。

自古以来，中国不断有人移居海外，早期的如前面提到的箕子走之朝鲜、徐福东渡日本的故事，秦汉时代有大批“秦人”、“汉人”移居日本。唐代发生在中亚的怛逻斯战役，唐军大败，两万多唐军士兵被阿拉伯军队掳往中亚和西亚地区，成为一个特殊的移民集团。中国的造纸技术就是由这些被俘的唐军中的工匠传至中亚和阿拉伯地区，而后又逐渐传播到欧洲的。宋元之际和明末清初，有许多汉族人不甘受异族(蒙古族或满族)的统治，或是躲避战乱，出现了两次向海外移民的高潮。19世纪，又有大批华工出国，再次形成了向海外移民的浪潮。历代移居海外的中国人与当地居民杂居相处，把中国的先进生产技术、生活方式、风俗民情、宗教信仰乃至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带到那里，为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广泛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与各国的频繁使节往来是中华文化向海外传播的重要途径。从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始，中国历代王朝逐步与许多国家建立起官方的正式联系，互通使节往来，有的时候使节往来相当频繁。如日本19次派出遣唐使，每次少的两百多人,多的有四五百人，规模庞大，历史悠久，贡献巨大。实际上，遣唐使更像一个大规模的文化代表团，除了完成官方的外交使命外，随团成员还有许多留学生、学问僧以及医生、工匠等等，他们都带着学习的任务，在唐期间如饥似渴地了解和学习盛唐文化，并将学习的成果以及尽可能收集到的中国文化典籍、佛教经典、诗集以及生产生活用品和艺术品带回日本。其他国家如新罗(朝鲜)、大食(阿拉伯)等国也向唐朝遣使十多次。明朝初期还有几个国家的国王亲率使团入华。各国使节亲沐华风，直接感受和领略中华文化的辉煌和风采。历代中国王朝也都不断向各国遣使。比如明永乐年间郑和七次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派出的规模最大的外交使团。这些官方使节的往来，除了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密切双边关系外，还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认识。中国皇帝通过来华的使节向外国赠送丝绸、瓷器以及其他中国物品，有时还赠送图书、历书，中国使节出使各国时也都携带大批礼品。

中国自古以来就与许多国家有着频繁而发达的贸易关系。著名的“丝绸之路”，最初就是为了国际性的丝绸贸易而由商人们开辟的。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主要有官方的和民间的两种形式。官方贸易即所谓“朝贡贸易”，中国朝廷以对各国使节“贡品”的“回赐”形式进行贸易，有的外国使节的主要使命就是来进行贸易的；另外，许多外国使节还携带一些本国物产来进行私人贸易。除官方贸易外，民间的贸易也十分活跃。在西北陆路，各国商队往来络绎不绝、相望于道，甚至还有栗特人、回回等专事对华贸易的商业民族；在南洋海路，中国商船在宋代时就已驶抵印度洋，与中国进行贸易的阿拉伯商船更是十分活跃。在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与中国的传统贸易关系持续不断。近代西方殖民主义侵入东南亚地区后，又经菲律宾开辟了中国通往美洲的航线。通过这些直接的或间接的贸易关系，丰盈的中华物产如丝绸、瓷器、漆器以及其他生产工具、茶叶、各种中药材、工艺美术品等等大批地、源源不断地输往国外。中国的书籍、纸张、笔墨、书法和绘画作品也是许多商人特别是从事东亚地区贸易的商人们贩运的大宗货物。例如清代中国商人到日本通商，贩运货物之外，书籍也是大宗。帮助日本人了解世界起了很大作用的魏源的《海国图志》，就是清代商人几次舶载进口的。这些从事国际贸易的中国的和外国的商人，除了进行商业贸易活动外，有时还承担一些外交使命和文化使命。

从唐朝一直到明清时期，都有一些国家派遣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唐朝的国子监曾接纳大批外国留学生，包括来自新罗、日本、西域各国的青年学子，最多时达上万人。新罗每年在唐学成归国的就有一二百人。他们学习中国的文化典籍，接受正规的中国教育，成为学习和移植中华文化的骨干力量。其中还有人参加中国的科举考试，例如新罗在华及第的留学生就有90多人。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中进士第，入朝为官，历任秘书监兼卫尉卿、左散骑常侍等职，晚年升至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与王维、储光羲、李白等大诗人交谊深厚。唐玄宗爱其才华，不许其归国，最后终老长安。现在的西安兴庆公园内，还有一座阿倍仲麻吕纪念碑。2004年，西安发现一个唐代日本留学生的墓志，引起中日两国史学界的轰动。这位留学生名叫井真成，墓志说他：“国号日本，才称天纵”，“衔命远邦，驰骋上国”；“踏礼乐，袭衣冠，束带立朝，难与俦矣”。这位井真成也和阿倍仲麻吕一样，在唐朝入仕不归，“形既埋于异土，魂庶归于故乡。”据推算，他大概是和阿倍仲麻吕同期入唐的同学。与阿倍仲麻吕同期入唐的另一位著名日本留学生是吉备真备，他在结束国子监的学业后，继续在长安学习五经三史之外的各种技艺，包括法律、算术、音韵、天文、历法和兵法等，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他还刻意收集书籍和工具兵器等，回国时带回《唐礼》 130卷、《大衍历经》1卷、《大衍历立成》12卷、《乐书要录》10卷等。吉备真备在唐留学18年，回国后受到孝谦天皇的恩宠，参与朝政，在删定律令、整顿释尊仪式、实行新历等许多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对于移植唐文化，推动日本奈良时代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