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简要谈谈俄罗斯汉学家翻译阐释与研究《文心雕龙》的特色和目前存在的不足。

俄罗斯《文心雕龙》研究的特点，首先是接受动机的积极性。俄罗斯汉学家对中国文化普遍怀有热爱、崇敬的感情，他们在研究中国文学遗产的时候，不象某些西方学者那样抱着猎奇和轻蔑的态度，而是力求通过认真严肃的研究和分析，客观公正地评价中国古代文学遗产的巨大价值。比如前述克利夫佐夫论刘勰美学思想的论文，就以充满热情的语言写道：“刘勰的著作是古代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最宏大最深刻的文学批评和美学专著。……中国文学批评在刘勰以前的任何时候都没有提出过如此宏大的任务——彻底研究文学从始至终的最重大的问题，或者如刘勰用形象的语言所说的‘振叶以寻根’。刘勰出色地担负起所提出的任务，表现出机敏和富有洞察力的智慧。”[3]（P159）这种积极的接收动机，为《文心雕龙》在俄罗斯的传播与研究，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

其二，是研究视野的宏观性。俄罗斯汉学家大多具有较深厚的中国古代语言文学的功底，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哲学等等有相当广泛的了解。同时，作为异域学者，他们是站在中国以外的角度，用异文化的眼光来观照中国文学，这就使他们的研究天然地带有比较研究的性质。所有这些，使俄罗斯汉学家的研究常常跳出对象本身的局限，在更广泛的研究视野中对对象作出颇为新颖的阐释。比如上述李谢维奇联系中国古代的“道”、“德”观念对刘勰“神思”论和文学发展观所作的分析，以及波兹涅耶娃将刘勰的喜剧、悲剧观念与孔子、古希腊亚理斯多德所作的对比，都明显体现了这一特点。

然而，勿庸讳言，与上述特色和长处并存，俄罗斯的《文心雕龙》研究也存在着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和不足。除了前面提到的对《文心雕龙》的全面翻译尚无人做出外，比较明显的问题似有以下两方面：

首先，是翻译的准确性问题。翻译的准确有赖于理解的准确，而对于那些尚不能直接阅读原文的读者和研究者来说，理解的准确又必须仰仗于翻译的准确，这就是释义学常讲的所谓“释义学循环”。这方面的问题，首先在《文心雕龙》书名的翻译上表现出来。

《文心雕龙》的俄文译名，过去一般译作“Резной　дракон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мысли”（文学思想的雕刻的龙）或“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мысль　и　резной　дракон”（文学思想与雕刻的龙），有时则照字面音译为“Вэнь　Синь　Дяо　Лун”。克利夫佐夫根据自己对原著内容的理解，认为应该译作“Литература，　написанная　сердцем　и　прекрасная　как　резные　драконы”。直译成中文就是：“用心写成的，如雕刻的龙一样美丽的文学”。李谢维奇则建议将《文心雕龙》书名译作“Дракон，　изваяной　в　сердце　письмен”（在文的心中被雕刻出来的龙）。这里，他选择俄文“письмена”（文字）一词来对译中国的“文”，颇有独到之处，说明他对刘勰心目中“文”的概念，有更为深刻的理解。但我们认为，上述这些翻译方案，都还值得商榷。因为我们说，刘勰取《文心雕龙》一名的主旨，如他本人所言，是要探讨“为文之用心”，其重点在“心”而不在“文”，更与“龙”没有关系。所谓“雕龙”，不过是比喻的用法，是因为“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所以“雕龙”是比喻文章如雕刻的龙纹一般华美，并非“在文的心中雕刻出龙”。因此《文心雕龙》一名的意思是说“写作如同雕刻龙纹一样美丽的文章所运用的心思”，这需要俄罗斯学者用更准确的俄文来译出。此外，比较明显、且影响对刘勰思想理解的例子，还有如对《文心雕龙•原道》篇首句“文之为德也大矣”的翻译。阿列克谢耶夫在1920年的著作中将其译作：“Велико　обаяние　и　сила　вэни！”（文的魅力和力量是伟大的）李谢维奇在他的《古代与中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思想》中则译作：“Велика　сила　Дэ　словености　Вэнь”（文的‘德’的力量是伟大的）。这两种译法，实际上都说的是“文之德大矣”，而非“文之为德也大矣”。 “文之为德”是说“文作为一种德”，不是“文的德”。前面在谈到戈雷金娜对《原道》篇的翻译时，我们曾阐述了对中国“德”概念的基本理解，这里不再赘述。此外“大”也不能训作价值判断的“伟大”或“大小”之大（在这一点上戈雷金娜的翻译也有误——笔者），而应解作“深广”、“长远”。《老子•二十五章》：“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王弼《老子指略》云：“大也者，取乎弥纶而不可极也。”《周易•乾卦》：“大哉，乾元！”孔颖达《正义》曰：“乾体广远。”都说明“大”是广大的意思。所以刘勰所谓“文之为德也大矣”，是说“文作为事物一种合规律的本质属性它是无所不在的”。看来对《文心雕龙》许多理论观点的准确翻译，还有待于中俄两国学者共同研究来解决。

其次，是阐释的灵活性问题。前面说过，俄罗斯汉学家研究《文心雕龙》的一个长处是研究视野的宏观性。他们在研究中常常超越对象本身的范围，而联系到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体系，对所研究的问题作出独到的解释。这种方法原本是不错的。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代理论家在阐述理论问题时所使用的概念、术语，存在着复杂多变的情况。同一术语在不同地方的涵义可能不尽相同，因此必须结合上下文意来具体分析。企图用某种划一的公式去诠解古代理论家的不同言论，有时就难免要出现“胶柱鼓瑟”的错误。比如李谢维奇在他的《古代与中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思想》中，曾经详细分析了中国古代的“气”观念，指出个人之气与宇宙之气、进而与“道”之间的关系。从这一既定观念出发，他在分析《文心雕龙•时序》篇中“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这句话时写道：“对于古代和中世纪的中国人来说，风就是宇宙之气的运动，……风是处于世界以太(‘气’)运动之中的生死之源。”[30]因此刘勰的这句话是套用了王充的“天气变于上，人物应于下矣”(《论衡•变动篇》)， “用于表达宇宙的‘一般状况’与文学的‘时代精神’之间、世界之气的风暴与突发的诗歌灵感之间的联系。”[31]但如果联系本篇的上下文来看，刘勰是在讲了“至大禹敷土，九序咏功；成汤圣敬，猗欤作颂。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豳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之后，总结道：“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 ”可见这里所说“风”是指统治者政治教化的“世风”，而非作为天地之气的“宇宙之风”。用当年刘勰所批评的那种“各以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的办法来研究《文心雕龙》是行不通的。

（编辑：纨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