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拉面来,饺子在日本的传入要更晚些。从现有的文献来看,战前日本几乎没有饺子馆。1945年日本战败以后,从中国大陆返回日本的士兵、侨民以及在战争时期强行移民到东北三省的所谓的“开拓团”等共有两三百万人,这些人在中国居留的时间也许长短不一,但对中国的饮食大抵都有很深的印象,且返国后遍布日本各地。战后物资匮乏,生活艰难,不少人为了谋生,便开出了只需些微资金的面馆、包子铺和饺子店。事实上,日本几乎没有专门的饺子店,饺子大都在拉面馆里卖,也就是说是兼营饺子。说句实话,日本人做的饺子实在不敢恭维,但不少日本人却吃得有滋有味,下了班,在小馆子里叫上一瓶啤酒,一份煎饺,悠然自得地自饮自酌起来。超市里也有各种蒸饺卖,至于生的饺子,价格反而要提高一倍以上。
唐三彩和日本瓷器
中国的唐三彩大概在七世纪末开始全面成熟,它的制作工艺,主要是在白色的胎地上分别施以绿釉和褐色釉,有时还施以蓝釉,在功能上,主要体现王公贵族的奢华宏丽的生活风貌,大都用作贵族的墓葬品,因此从形态上来说,并不强调实用功能,而是多为镇墓兽、神像、人俑、马、骆驼、万年壶、龙耳瓶等一类。
七世纪末,唐三彩开始传到日本,大概是由当时的遣唐使船只带来的吧。现在日本已有十个地方发现了这些出土品,特别是在奈良的大安寺,一下子出土了三十几件唐三彩。唐三彩的传入,对日本的制陶工艺而言,是一次革命性的促进。三彩的技术无疑是取自中国,但日本人在仿制的时候,也体现出了自己民族的特色。在形态上,它基本上没有神像人俑或马和骆驼等的造型,而是多为日常的容器,或是摹仿铜合金佛用器具烧制成的壶、瓶、钵、盘、碗等。在釉色上,它也不像唐三彩那样显得五彩斑斓、华丽多姿,而是更多地敷施了绿釉,整个陶器多以绿釉为基调,显得比较素朴,甚至带些稚气,日本人一直对绿色情有独钟,这与日本民族爱好自然有关。目前,三彩陶器藏品最丰富的是集中在奈良正仓院的57件作品,被称之为正仓院三彩,又称为奈良三彩。三彩陶器的出土地,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寺院、宫殿、官衙等处的遗迹,近年来也逐渐有从村落的遗迹中出土的,但总体来说,三彩陶器主要是用于国家和贵族等举行祭祀、佛教仪式的场合,壶等器具被用来盛放火葬后的遗骨,与一般民众的生活还是有些距离。
九世纪进入平安时代后,又从当时的大唐传来了白瓷和越州窑的青瓷,种类多为日常用的碗、盘等餐具。自此,日本的陶制餐具从原先模拟金属品的须惠器、三彩陶器,开始转向模仿中国青瓷制的餐具样式了。
但当时日本人无法烧制出与青瓷媲美的瓷器,他们只是在原来三彩技术的基础上,又吸取中国的灰釉技法,烧制出了灰釉陶器。这些灰釉陶器与越州青瓷相比,毕竟要显得粗粝得多。不过越州青瓷的传入大大拓开了日本人陶器形态的种类。
中式造园艺术的影响
中式庭园与西洋庭园的一个很大的区别是尽可能地接近自然的原本状态,使人在人为的庭园中也尽可能地有一种置身自然的感觉,从而达到与自然互为感应、互为交融的境界。因此在造园的宗旨上是模山范水,求其自然率真,而摒弃人工的划一整齐,在具体的手法上大抵采用凿池、筑山、引水、叠石这样几种手法。
凿池引水的造园法,在中国园林最初传入日本时,就已流播开了。最典型的就是被称为“寝殿造”的结构,即在南面必凿筑一泓池塘,然后将水源引入池内,这样就在整个庭园中形成一条曲曲弯弯的小溪,窄者2-3尺,宽者6-7尺,日语中将此称之为“遣水”,似可译为“曲水”,规模大的,也可在此举行曲水流觞。有的庭园史家解释说,京都夏天酷热,引郊外山泉或溪流入园,可使人有清冽之感,减少暑气,同时也平增许多风情。
我们再来看筑山和叠石。这一造园手法在东晋时就已时常可见,而这一手法往往与引水凿池相关联。宋以后的中国园林,尤其是南方的园林,筑山叠石多采用具有“漏、透、瘦”特点的太湖石。日本没有太湖石,因此筑山叠石的手法和造型就与中国园林中常见的叠山理水有较大的不同。日本形成了自己的枯山水和茶庭中的叠山布石法,透发出几分禅意和画思,颇耐人细细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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