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昔日坛主蒙曼又与大家见面了。蒙曼看上去很精神，一头短发，说话也干净利落，甚至富有节奏。在教学楼的电梯间里，一眼就能辨认出她的模样。很容易想象出这样一个精干的女老师如何征服了如此多的观众。在她的口中，唐史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惟妙惟肖——集结了柔情与刚强的武则天，连接了鲜血与希望的太平公主，还有充满了矛盾的童真与压抑的李隆基……

　　“李隆基是个合格的政治家。”隆冬季节，笔者与蒙曼老师约见，从《长恨歌》说起，她开头就用了这样一个评价，并进一步解释了她心中的政治家的标准，“他不仅想怎么样获得权力，怎么样把持权力，他还想怎样才能让这个国家走上一个更好的发展阶段。如果他只讲谋略而不讲理想，那他只能是个政客。”在这里，“理想”这个人性的词语被蒙曼列为政治家的标准。

　　在蒙曼看来，研究历史无法摒弃人性。历史之所以鲜活，就在于其中有很多人怀着不同的情感粉墨登场。历史研究者正是要穿透历史人物，探寻人的思想与历史的真相之间的联系。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内心，又能跳出时代的局限，放眼历史的广阔。蒙曼正像是与历史在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深情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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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人文关怀去焐热历史

　　电视屏幕上的蒙曼讲起李隆基来谈笑自如，手势也自由变化。这已经不是蒙曼第一次登上《百家讲坛》了，而且也不是第一次讲唐史了。蒙曼说，每一个人都可能有一种“大唐情结”。自唐高祖李渊之后，经唐太宗李世民，大唐成就贞观之治;经女皇武则天，大唐将科举制发扬光大，再经唐玄宗李隆基，大唐形成了历史上唯一没有争议的开元盛世。在物质上，唐朝人是富足的。而之所以有“大唐情结”，蒙曼说更因为唐朝的性格“足以让人着迷”。自隋文帝开科举以后，唐朝的科举得到了长足发展，考试的内容大多为“唐诗”——热情、开放的胸怀通过科举考试凝结到唐朝的性格中。唐朝就像《长恨歌》一样的一首诗，包罗万象，深深吸引着年轻的蒙曼。

　　对唐史如此“迷恋”的蒙曼，却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从小就是一个“历史迷”，甚至在高考志愿上填的也不是历史。“我也想不起来填的是什么了，反正不是历史。”说到这里，蒙曼笑了，不是微笑，而是大笑，如同她的学生说的那样傻傻地大笑。

　　被调剂到中央民族大学的历史系后，蒙曼才开始慢慢深究历史。“这就是个石头越焐越热的问题。我对历史的了解超过了对其他学科的了解，也就慢慢产生了兴趣。越了解越熟悉，越熟悉越喜欢。”就这样，蒙曼对历史有了真正研究意义上的兴趣。

　　但蒙曼真的应该学历史吗？

　　那时候学历史是找不到工作的，这一点蒙曼比谁都清楚。她的大学老师杨芳，曾试图说服她改学法律——就凭借蒙曼的伶牙俐齿。杨芳老师给蒙曼带了很多法律方面的书籍，甚至告诉蒙曼遇到问题时可以去请教她的爱人。

　　结果读者是知道的，蒙曼不仅在历史的殿堂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且也做了老师。

　　学历史对于蒙曼而言，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情。她的父亲和母亲都是“文革”以前的大学文科生，家里也藏了很多的人文学科的书籍。她很早便接触了人文历史方面的知识，只不过当时没想到有一天会把这当成自己的职业。

　　蒙曼家在县城，有着充分的文化资源可以吸收。1978年之后，国家政策刚刚允许出版一些古典名著和世界文学经典。父亲的一个朋友在新华书店工作，书店每进一批新书，朋友就会骑车到她家去“通报”。“那个时候很多书我们都会买，所以我很小就接触文史哲，和历史就像是老朋友。”房间里并不暖和，蒙曼用手焐着杯子，追溯她和历史的“深情约会”。

　　和历史有着如此深厚情谊的蒙曼，如何看待历史？

　　蒙曼打了一个比喻：“他就像是一个人，过去了，就永远不再回来。我们也就永远无法完整地再现。”客观存在的历史，有些可能被记录下来，然而历史的神秘就在于，它是由一个个的人物穿插其中，混杂着主观、客观的各种因素，让后人从不同的维度进行解读。所以，历史从来不会在语言中被克隆，只能在思维中被改造。历史研究者也只能无限地接近历史的客观真实，但很可惜的是，他们永远也无法达到。

　　蒙曼说，研究历史就是“在一间密闭的屋子里推开一扇扇窗户”。历史研究者们在密闭的房间里，每每推开一扇窗户，就让房间里的其他人对外面的世界了解多一点。然而就算他们把整个房子都掀开，大家对外面的环境依然存有未知，因为目光无法看到远方，以及远方之外的极限。

　　像很多历史系的同学一样，蒙曼最初也考虑过学历史有什么用的问题。上大学时的王恒杰老师给了她一个最初答案。王恒杰老师那时去南海等很多地方考古，一直在试图证明一些海岛有中国人生活的痕迹，在历史上它们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时我们就觉得，历史可以为国家服务，可以考证我们的领土。现在看来也许很幼稚，历史不一定要通过那么直接的方式为国家服务。”

　　时至今日，当蒙曼站在《百家讲坛》的讲台上讲述历史故事时，她又有了自己的想法。蒙曼认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让我们得以寻找到自己的民族。之所以中国不同于美国，不同于任何一个国家，正是这种独一无二的灿烂而悠久的文化底蕴。孝礼勤诚耻、忠信义宽廉的核心观念，更是深深嵌于历史之中。“如果没有历史，我们的民族文化将无法传承。不知道昨天，我们今天又是如何来的呢？”蒙曼语言一向很流利，而谈到此处，她却忽然放慢了语速。

　　已逝国学大师季羡林曾提出“大国学”的概念，集中强调中华文明是56个民族共同缔造的文明，包括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虽然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却又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作为一个满族学者，蒙曼对中华文明的认识，与先生不谋而合。“不可否认汉民族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一直起着主导作用。我们形成的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很早，所以少数民族在与汉族互动中，其实是有一种向心力存在的。我想中国拥有现在这样的民族凝聚力，和我们长久以来的文化向心力是分不开的。”各民族文明从各个角度对中华文明进行着丰富和补充。中华民族的领土从夏商周集中在河套一带，一直到今天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这是一个汉民族文化被逐渐认可、少数民族文化逐渐补充的过程。这种补充，囊括了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各种方式，而最终使得中华文明能如此博大精深。

　　无论是谈唐朝，还是谈中华文明，蒙曼在其中都融入了一种人文的关怀。她认为如果完全排斥人的主观判读，那么人文学科就不存在了。人文科学的魅力恰恰在于它可以深入其中，探寻人物的内心。在蒙曼看来，人文学科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是体悟：“我们要能进去，进到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才能理解他的行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真实的结果。”蒙曼打趣道，“如果我们完全排除现代人的思想，那就是外在的观察。可那是自然科学，顶多是社会科学啊，但绝不是人文科学。”

　　“历史学求真，却永远达不到真实。”但历史学的意义就在于探求“真”的过程。蒙曼所理解的唐玄宗，永远是她心里的唐玄宗。因此在她的讲座里，我们总能听到“我认为”这样的标志，这恰恰是在对历史和观众负责。她说：“历史没有定论，每个人内心都有一部《史记》。人文学科的张力恰在于此，每个人都可以打开一扇窗，然后对着窗外的景色抒发自己内心的念想。”

　　历史的客观事件是冰冷的，蒙曼用人文关怀去焐热了这块硬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