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学有相近关系的是异域汉学的研究，后者也为我们提供了反观自身的镜鉴。杨国荣说，一方面，汉学家所研究的似乎不是现代人文或社会科学分类系统中的某一学科，而是“汉学”或“中国学”，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折射了国学不同于具体学科的特点;另一方面，汉学家又有不同的学科背景和学科训练，除了掌握汉语之外，他们往往又以相关的学科，如文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等等为背景，去从事不同角度的研究，尽管汉学家常常试图体现跨学科的特点，但其研究的成果总是有不同的学科侧重。在这些方面，中国近代的国学或国故学，与国际汉学具有某种相通之处。

 

　　视阈：在“世界”背景下观照中国固有学问及国学学科

 

　　【校长论点回顾】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根。……在文明多样化的世界格局中，我们的文化可以和西方的文化相得益彰，取长补短，共荣共存。我们从来没有说西方的东西不需要学习。西方的东西不但要学，还要好好地学，认真地学。只有在学习与比较当中，我们才能更好地前进。——纪宝成

 

　　当历史成为世界史，且在全球化趋势日渐加深的时代背景下肇建国学学科，是该固守本土学术立场，还是该在“世界”背景下拓新学科视角和研究范式？文化的保守与激进这两种价值取向，如何在国学学科的动态发展中达到平衡？我们又能从前人的国学实践中继承些什么？

 

　　在杨国荣看来，对于国学学科，除了从中国文化的维度进行观察和定位外，还可以有更广的视域。他说，我们应超越地域性的、特定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从“世界”的角度来理解、看待这个世界本身。从以往的历史衍化来看，中、西文化在存在境域以及文化传统上都有自身的限定，这种不同的文化空间、历史背景往往在相关的思想和观念中留下自身的特定印记。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之前，人们拥有不同的世界，在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之后，人们则开始走向同一个世界，后者也要求我们在世界的视域之下，展开对世界的思考和理解。与此同时，对不同文化传统的内在价值及其自我更新发展的权利，同样应当予以承认。未来文化、学术的发展，应当在以上二个方面的互动中展开。

 

　　讨论国学总无法绕开近现代的国学实践和那些国学大师，于今的国学发展和国学学科建设也能从中获得诸多启示。晁福林说，从王国维到郭沫若，他们对古典文化非常熟悉，但仅凭于此并不能成为国学大师。他们所处的时代由于清代乾嘉之学的影响一直存在，所以国学底子深厚的还大有人在，但他们为何没有超越王国维等人？这是因为王国维等人吸取了西学的许多精华，从新的视角、新的观念来分析中国固有的材料，比如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郭沫若在分析中国古代社会中采取新的观念，这是他们那个时代及其以前很多国学底蕴深厚的学问家所没有做到的。简而言之，这些国学大师的出现是国学和西学相结合的结果。同样，现在的国学发展和国学学科建设仍然需要国学和西学的结合。

 

　　边界：国学学科对学术发展意义重要，但文史哲依然有存在必要

 

　　【校长论点回顾】文史哲是西方的学科框架，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完全搬到中国来并不完全合适，中国的传统学术不能完全装进去，削足适履之弊早已屡见不鲜。……比如说《史记》，说它是史学著作，当然是可以的，说它是经济学著作、政治学著作、社会学著作也是可以的。只靠文史哲的专家学者分科研究《史记》的话，宝贵的资源会被浪费掉许多。——纪宝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