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从刘先生的文章中可以清晰看出，他所谓的“上一个历史时期”指的是中国传统社会（这一社会形态的名称可以有不同说法，比如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等），这完全可以从他的其他文章中得到证明。刘泽华的观点可阐释为，儒学正是具有这一社会形态赋予的本质规定因而在总体上具有前现代的特点，并因此具有对现代社会的异质性和不适应性。应该说，这是社会形态学说关于思想文化性质的基本认定。因此，刘先生理解的历史与现代的界限并不难划分：上一个历史时期是二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今天的历史时期当然就是一百余年的中国近现代。正是因为没有理清刘先生的基本观点，吴先生把“所有历史的东西都没有现代价值了”归为刘先生的观点，更用不恰当的归谬法推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卢梭人民主权论、洛克自由主义、孙中山三民主义都没有现代价值”的荒唐结论。

　　笔者认为，在史实的层面上，刘先生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文化把握的宏观框架基本可以成立（虽然对此框架还可有其他视角上的解读）。本文在此强调的是，我们完全可以不同意别人的观点，但我们的批评必须建立在准确把握对方思想、严格按照逻辑论述的基础上，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无论批评的对象是对是错，批评都是成立不了的。

　　狭隘的儒学复兴不可取

　　除梁、吴二先生，最近批评刘先生国学观的还有韩星先生等人。这些批评者的批评用语可以说比较激烈和严厉。韩星认为刘先生“先入的理论预设在作怪，甚至有可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脉络和基本思想缺乏深刻的体悟与全面的把握，以致形成了以偏概全的王权主义的覆盖”。（韩星《对于刘泽华〈关于倡导国学几个问题〉的质疑》，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月２１日）因篇幅所限，在此不展开与韩先生的讨论。

　　笔者赞成梁涛的一个观点，对待国学的立场、态度、方法是关涉到国学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目前的国学讨论确实到了必须在立场、态度层面上探讨问题才可能解决某些重大分歧的时候。就我国学术界来说，目前大部分人对待国学都坚持辩证的“二分法”，这是一个共识性的基本立场。基于这一立场，大部分人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但是，再进一步，学者们对其中精华和糟粕所占比例、包含内容的判断不同，因而形成“基本肯定/基本否定”或“肯定较多/否定较多”两种态度。显而易见，梁、吴、韩属前一种态度，刘先生（还有张分田先生、李宪堂先生）属于后一种态度。也正因此，梁、吴批评刘（张）先生未坚持辩证的“二分法”显然没有“打到痛处”——因为辩证的“二分法”是大家都承认的立场前提。实际上，批评的正确进路应该是在史实层面上对传统文化精华和糟粕的把握和测度上，用实证研究和测度来反驳刘先生的实证研究和测度。

　　与此相关还有一个更为值得重视的问题，当前学术界肯定国学、赞赏国学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其中涌现出一种不容忽视的狭隘儒学复兴思潮。其基本特点有二：一是倾向于将国学和儒学等量齐观。或者说得更明确一些，将儒学国学化和将国学儒学化，对国学中其他内容视而不见或“缩微化”。二是将儒学视为“不容一丝碰撞”的意识形态。如果有人对于儒学有些批评或意见分歧，便通过多渠道、运用多种方式进行“攻伐”。一些“攻伐”的言辞相当过激甚至无理，这清晰展示出一些非理性情绪。值得注意的是，这股思潮还具有明确的现实抱负和实现这一抱负的行动设计。实际上，刘先生关于国学的思考主要针对的就是当前这股狭隘的儒学复兴思潮，而梁、吴、韩等先生对刘先生的批评就具有这种思潮的一些色彩。可以说，只有看清了这股狭隘儒学复兴思潮的存在，才能更好地理解当前这场争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