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话语承诺，只要你搞自由、平等、博爱，搞了资本主义、搞了民主制，你就可以富强，天下就成为一家了。但是，“苏东巨变”以后的情况不是这样。地缘政治的基本原则、民族国家的利益结构并没有被超越。冷战结束或者是WTO以后，整个世界帝国化了，而帝国只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只能是美国。这就意味着启蒙话语承诺的一切也是一个乌托邦。这些促使我回到我自己的民族立场来思考问题。

 

我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但是现在又有谁是真正的世界主义者呢？儒家讲爱有等差，这是人之常情。当然，这种转换也并不很彻底。别人问起我对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态度，我说，对外，左派维护国家利益，我比较认同；对内，自由派追求公平正义，我比较认同。这实际也是五四传统：内惩国贼，外抗强权。

 

《瞭望东方周刊》：说到新儒家的“左邻右舍”，你说过你的想法与汪晖、刘军宁都有很多交集，这些交集具体表现在哪里？

 

陈明：比如说汪晖在西藏问题上的观点看法我觉得很好，他对帝国主义的伪善性揭露得很好，对世界本身的历史脉络梳理得很好。而刘军宁对我们内部的制度正义性的缺失和弊病的揭示我认为很好。

 

但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左派，他们都是普遍主义者。我不是说普遍主义有什么不好，而是说运用普遍主义的逻辑无助于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从来不讨论抽象的理论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说到大陆提倡儒家的代表人物，普遍认为有蒋庆、你和康晓光三个，你曾评价说蒋庆、你和康晓光分别代表了儒学的正统派、保守派与改革派，为什么这么说？

 

陈明：蒋庆当然是正统派了，我一直说他是原教旨主义。

 

有一次在卧佛寺开会，蒋庆和朱维铮吵了起来。他们两个争论，我当然是赞成蒋庆的。蒋庆也知道我的立场，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他问：“陈明你怎么不说话呀？你不也是保守主义吗？”我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我是保守派，可你是顽固派呀。”

 

2004年我们到蒋庆的阳明精舍，他的书院里面有一个享堂，供奉历代儒家先贤牌位，像孔庙一样，近代这一段供的是倭仁。怎么能够放倭仁呢？我说，毫无疑问应该是张之洞和曾国藩啊。他说曾国藩还凑合，张之洞不行——他搞“中体西用”时已经不行了。蒋庆认为搞洋务运动搞坏了。我说，洋务运动不搞，没有北洋水师，那打都不用打了，人家直接就兵临城下了。

 

蒋庆要把儒教定为国教，我也认为不大可能，没有可操作性。

 

对我来说这些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生民立命”、“万世太平”这些东西。生就是仁，就是善。亚里士多德说“繁荣是一种至高的善。”这个繁荣就是生命的发育，就是生生不息，大化流行。我认为这才是大道、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