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多少名臣名将治国济世堪称奇才高手，而治家却少方无能。然而被清代称为“中兴第一臣”的曾国藩，治家教子都被公认为中华第一能人。那时天下风云变幻，几番改朝换代，可曾家始终保持了谨严的家风，名人辈出，延续五代不衰。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1811年出生于湖南湘乡一个地主家庭。由于父母对他要求极严，从小就要他参加农业劳动，因而“耕读”为本的传统观念对他影响极深。故他做了高官，仍忘不了教育子女保持一个“勤”字。他说，“家勤则兴，人勤则健”；“劳则善心生，逸则淫心生”；“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能而见弃”。具体来说，他治家教子有五招：“早晨要早起”，是他督促家人养成勤劳作风的第一招。曾国藩想了许多良法，督促家人克服惰性，养成勤勉劳苦的作风。

曾家一直保持了祖父起早床的习惯，不准家人睡懒觉。曾国藩和夫人以身垂范，每天黎明即起，要求儿女“莫坠高曾祖考以来相传之家风”。强调适当参加体力劳动，是曾国藩用来培养家人勤劳作风的第二招。曾家男子每天的主要任务是读书写字做文章，但必须参加一些诸如打扫卫生、喂鱼养猪种菜之类的体力劳动。曾国藩归纳为“书、蔬、鱼、猪、早、扫、考、宝”的治家八事，其中除“考、宝、书”讲的是祭祀、待邻、读书外，其他五事都是讲的劳作。

他反复叮嘱：“此八事纵不能一一亲自经理，不可不识得此意。”女子则要求每天都必须做些针线活，还要求学会做小菜，下厨房做饭。提倡俭朴，“力戒奢侈”，是曾国藩治家教子方略第三招。他认为，“儿女越贫贱，越知生活之艰难；越知发奋，亦就越易成器”。“而世家子弟条件优越，易犯奢侈”：一门心思都用在追求豪华的生活上，不仅难以成才，而且还会由此变坏。故世家子弟欲成大器，就须“崇俭”，“以戒奢侈为要义”，努力像普通贫寒家子弟那样生活。基于这种认识，他对家庭的物质生活管束很严，规定甚细。

曾家日用家具，“但求结实，不求华贵”。文房四宝，“但求为寒士所能备者，不求珍异也”。每月生活所需银两，“限一成数，另封称出。本月用毕，只准盈余，不准亏欠”。吃饭方面，他自己经常“夜饭不用荤菜，以肉汤炖蔬菜一二种”，“后辈则夜饭不荤，专食蔬菜而不用肉汤”。穿衣方面，他自己“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要求子女“衣服不可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婚丧喜庆则“一切皆从俭约”，就连他亲母的丧事，也照一般人家开席用菜，“不用海菜”。

曾家生活水平虽比一般人家高，但与富豪人家相比算是俭朴的。据曾国藩的曾孙女曾宝荪回忆说：“小的时候，我们曾家仍保持着祖训遗风。其他有钱人家大多信僧信道，香花蜡烛，斋供果品，四时祭拜，开支颇豪，而我家每年只吃4天素(观音斋)。唱戏，是那时大户人家的一大嗜好，多数人家中建有花厅戏台，遇喜庆佳期，便请客喝酒，唱戏招待，而我家只有祖母和父亲生日时唱两天戏。赌博这种恶习，在我家也兴不起来。那时有些富豪子弟四季泡在赌场，我家子弟一个也不去赌，只在每年腊月二十四至来年正月十五这段时间里，自家人关起门来玩玩象棋和牌类，其他时间一律不准出格。”“门第越高，越应谦虚待人，谨慎处事，切不可盛气凌人，仗势胡为。”这是曾国藩治家教子的第四招。他反复告诫家人：“切不可有官家风味。”他规定，“门外挂匾，不可写‘侯府’‘相府’字样”。对四邻，“以和相处，不可轻慢，酒饭宜松，礼貌宜恭”，不可“有钱有酒款远亲，火烧盗抢喊四邻”。对雇工和佣人“要尊重，不可颐指气使。对自己不满意的人，不能当面给人难堪，使人下不了台”。对地方官员，“不可无理怠慢，更不准随意增添麻烦”。

同治二年八月，儿子纪泽坐父亲的官船从长沙去金陵办公事。曾国藩想到：“船上有大帅字旗，余未在船，不可误挂。”还提醒说：“经过府县各城，可避者略为避开，不可惊动官长，烦人应酬也。”“以后凡有亲属外出，不要叨扰官府，更不准接受沿途官长的礼物酒席和让府县支付应由自家开支的经费。”

重读轻仕是曾国藩教子的第五招。天下父母皆“望子成龙”，所谓“成龙”，说白了就是“成官”。

曾国藩年轻时求功名之心极盛，为官几十年后，却并不像众多父母那样希望儿孙进入仕途。他明确表示：“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天下多难”，“虽大福大贵亦靠不住”，选择做官并非好前程；二是“官场险恶，祸福无常”。他自己就心怀疑虑，几次欲辞官归隐，当然也就不希望子孙再走官宦之路。他所希望的是子孙读书明理，具有真本事。这样，不做官也不愁没出息。

为了把子孙都培养成为读书明理的君子，曾国藩在儿孙们的学习上下了极大的功夫。他不置田产，“不积银钱留与儿孙，惟书籍尚思添买耳”。凡是子女弟侄想要的书，他总是照买不误，一买就是好几套。他还专门在家里建了藏书楼，藏书超过10万册，为后人创造了良好的学习条件。

他规定，家中男子每天必须做四件事：“看”“读”“写”“作”，缺一不可。“看”“读”要上5页纸，写字要写100个，三八日作一文一诗。在学习过程中，尽管父子间经常相隔千里之遥，他总是怀着深深的父爱，用自己渊博的知识和人生阅历，用书信给予细心指导。

他要求两个儿子经常写信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如看了哪些书，有些什么心得体会，还有何疑难问题等，都要详细禀告。曾国藩的指导是有求必应，无微不至，读哪些经，看哪些史，练哪些字体，先学哪些，再学哪些，大到一部经典如何掌握其精髓，小到“涵泳”二字如何理解。字要怎样才能写得秀丽，文章要怎样才能做到峥嵘富有气势，等等，无不一一悉心给予指导，就像先生面对面授课一般。他的教诲，如春雨润物，如朋友推心置腹，又似老师那样循循善诱，很多时候还是用自己的教训去启发鞭策儿孙。

他教育孩子要掌握尽可能多的知识，不要单纯囿于经史子集，天文算学、外国知识都要学，并要重点有所突破。他将“天文算学，毫无所知”；“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以及“每作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作为生平三耻，示子为己雪耻。

由于曾国藩倡立“学本位”，诗书传家，几代都出奇才。曾纪泽正是根据父亲的教诲，自修了英、法、俄3国语言，为日后出国、不辱使命打下了基础。此外，他诗文书画俱佳，成为全面人才。曾纪鸿受“雪耻”之教的影响，自少即钻研数学，锐思勇进，创立新法，有《对数详解》《园卒考真图解》《粟布演草》等数学专著传世，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数学家。孙子曾广钧，是近代颇有名气的诗人，政治上还是个倾向进步的“维新派”。曾孙辈的曾宝荪、曾约农都是国际知名的教育家和学者。其他后人，在大学任教和从事科研工作的不下10位。

毋庸置疑，曾国藩之所以花这么大气力治家教子，根本目的还是为维护封建统治培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才”，但他成功的治家教子之法还是很值得后人借鉴和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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