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婴当然也不是因为对晏弱感情淡漠才简化丧仪。在停殡期间，晏婴身着粗布丧衣，脚穿草鞋，每日以粥代食，夜晚睡在临时搭成的草棚里，下铺粗苫，头枕茅草。这种接近于士大夫阶层守丧规定的仪法连晏氏家臣也觉得过于俭苦，他劝告晏婴说：“您现在已继任为大夫，这样守丧不合您的身份。”晏婴回答说：“只有那些高居卿位的人才算得上大夫。像我这样刚刚继承父爵的人怎敢僭用大夫之礼？”晏婴以这样“低级”的标准为父守丧，除了向世人说明自己简化丧仪完全是为矫正奢侈之风外，还有意同那些不顾廉耻、服丧期间便无所顾忌地纵情声色的贵族们区别开来。

 

在祭祀制度方面，晏婴也做了大胆的改革。按当时的礼制规定，大夫一级贵族祭祖时应当采用以羊和猪为祭品的“少牢”之礼，而晏婴却自降一级，采用了只以猪为祭品的士级祭礼，而且故意同注重牲体肥壮的传统用牲习惯唱反调，只用一些病瘦的小豚充当牺牲。后来某些旧礼的卫道士们以夸张的口气说：“晏平仲可真是节俭到极点了，他用来祭礼先人的豚肩（猪腿）连小豆（一种器物）都盖不过来，这样的人简直没有器量！”实际上，晏婴对祭祀的改革同他简化丧仪的做法一样，都是从“国奢则示之以俭”的目的出发的。在他看来，不过正则不足以矫枉，只有勇敢地向传统礼仪挑战，用事实说明节俭的意义，才能彻底扫除弥漫在齐国上下的奢侈风气。

 

晏婴生活的时代，正是齐国政局最为混乱的时期。齐国王室日趋衰弱，卿大夫的势力却越来越强，特别是在国氏、高氏等原有的大族外，又兴起了一些新的卿族如崔氏、庆氏、陈氏等。在新老卿族以及卿族与国君之间，围绕着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展开了尖锐激烈的斗争。不少卿大夫一夜之间成为炙手可热的独裁者，但立足未稳便被更强的对手所推翻。权贵们依恃富有不修德政而导致迅速灭亡的事实，使晏婴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聚敛无度的危害。因此，他在担任大夫后有意识地立身于争权夺利的漩涡之外，始终不渝地奉行着俭朴廉洁的生活原则。

 

为表彰晏婴当年反对崔、庆专权的举动，齐景公特将邶殿（今山东昌邑西北）附近的六十座小邑赐给晏婴，晏婴却拒绝接受。子尾问道：“凡人没有不求富裕的，你为什么不接受赐邑呢？”晏婴回答说：“人在富裕方面必须有个限度，不可追求欲望的满足。庆氏的封邑满足了他的欲望，也恰恰导致了他的灭亡。我现有的俸禄当然不够丰腴，加上邶殿六十邑后也许会感到满足，但这样一来恐怕就要大难临头，连原有的小邑也难保住了。我不接受邶殿之邑，并非生性厌恶富裕，而是为了巩固现在仅有的家业。况且按照礼制的要求，每人占有的财富必须符合制度，就像布幅要有一定的宽度一样。为富不仁，见利忘义，贪婪纵欲，只能自取灭亡。我岂能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而破坏国家的制度？”

 

晏婴回答：“一个有德之君，国事、家事俱不荒废，鬼神、人民都无怨声，一举一动不违礼制，这样祝史言辞诚信，无愧于神灵，国家才会受到福祉。但是在昏君那里，外内邪僻，上下怨痛；沉迷声色，放纵私欲；摧残民力，聚敛不休；暴虐成性，肆无忌惮；不顾谤言，一意孤行。这时，如果祝史如实告知鬼神，就等于暴露国君的罪行，如果隐恶称善，就是欺骗神灵，祝史们进退维谷，左右两难，只好虚言媚神，于是鬼神降祸，国无宁日。刚才我举范会‘神人无怨’的事例，就是想说明道理比祝祷更为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