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晋商在走向繁荣巅峰之后为什么会在20世纪初轰然倒塌呢？这当然有辛亥革命时局变换的客观外部因素，但归根结底其根本原因是晋商没能抓住两次票号转型为现代银行的历史机遇，没有看透大与小的变通，没有过资本重组的胸怀关。晋商当年可以担着命走西口，富可敌国之后却再也无法让目光跨越自己建造起来的深墙大院，不愿放弃眼前的丰厚利益，不愿由大股东变成小股东、由大掌柜变成分号掌柜甚至不做掌柜，胸中没有不联合则票号必亡的深谋远虑。到20世纪初，以山西票号鼻祖“日升昌”为首形成了倒闭风潮。

 

晋商因为没有参透大与小的变通而败，世界汽车业的巨头福特汽车公司与通用汽车公司也因为选择了不同的股权和管理模式，最终导致两家公司在世界汽车业的地位发生了逆转。

 

最初，福特公司在汽车制造领域的地位远高于通用公司。福特公司在老福特的领导下，通过纵向并购使得从矿山到汽车生产中间的生产过程全部由自己公司来完成，使外部交易费用全部内部化变成内部管理费用，并采用了适合于大规模批量生产的流水线生产方式，使福特汽车公司成为世界上第一大汽车公司。

 

通用公司的创始人杜兰特通过融资收购大量汽车和汽车配件企业拼凑成了通用汽车公司。20世纪20年代末，通用汽车陷入了空前的危机，其第一大债权人和第二大股东杜邦公司出面接管了通用汽车的经营。杜邦入主通用公司剥夺了杜兰特的绝对权力，杜邦家族在以后的年代里陆续减持通用汽车的股份，通用汽车建立起一个没有大股东、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同时，通用汽车建立起了以职业经理为主的管理层级，朝着现代企业制度方向发展。而福特公司是靠自身的资本滚动发展的，没有外部债权人的压力，因此没有及时做出这样的改革，其资本社会化的进程比通用公司晚了三四十年，导致在以后的发展中一直没能赶上通用公司。

 

一个成功的商人如何在成功之后保持基业常青？老庄哲学中“上善若水”，与孙子兵法中的“不战屈人之兵”，在这里相交会：作为一个企业家，只有趋利避害、由对抗走向合作，才能使企业长久安身立命、发展壮大。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一路披荆斩棘、步履艰难地走到了今天，已经取得商业上的初步成功。但是，其在发展历程中大都靠自身的资本积累、使用为边缘化手段而发展壮大。今天的中国加入了WTO，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在此背景下民营企业应该怎样求生存、求发展？

 

常言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民营企业要发展，就必须对其自身有深刻的了解。毛主席曾分析过“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归根结底是由资源的缺乏所导致的，因此民族资产阶级总也逃不出其悲剧的宿命。民族资产阶级的资本是积累而来、是有限的，而国家资本、官僚资本是积聚而来，民族资本与国有资本相比都是软弱的。公司制度的精髓是合作。最近万通公司与泰达公司的战略合作标志着中国一批最前卫的民族资本家已经意识到其自身致命的弱点，开始走一条别出心裁的解决之道：不是仅靠自身力量去改掉毛病而是靠合作去弥补其缺陷。万通公司是中国民营企业的代表，致力于做中国高端的房地产，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瓶颈就是资源缺乏。而泰达公司是天津的一个大型的国有企业，在天津拥有上百亿的土地资源却没有自己的房地产开发队伍。二者合作正好能够长短互补：一方可以获得资源，另一方则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就像《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与唐僧，一个动力足，但缺资源；一个有资源，但缺机制。民营企业的“软肋”正是国有企业的“长项”。今天的民营企业应该及时利用国有企业的优势，形成与国有企业合作的局面。这就需要我们深刻领悟弱胜之道，以一种博大的胸怀舍“大”取“小”，走与国企合作的道路。这里所讲的弱胜不是态度好、见人就鞠躬行礼，弱胜的概念不是谦虚谨慎，更重要的是以一种合作的姿态来做企业。从强人单独控制走向合作、从家族制走向社会化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必经之路。民营企业的定位从国有企业的有益补充到必要组成部分再到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混合经济”，正在迎来政治上前所未有的阳光地位。在参透了中国哲学中“弱胜”的理念、放弃股权独大的股权强势之后，民营企业要以合作的姿态与不同性质的资本进行合作，求得更大的资本规模带来的竞争优势，从而使公司在激烈竞争中避免被淘汰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