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说：“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诏，而万物成。处一危之，荣满侧，养一之微，荣矣而未知。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唯明君子而后能知之。“（《解蔽篇》）唐君毅指出：这里的”危“，”非蔽于欲而陷于危“之意，”细察荀子《解蔽篇》前后文之意，窃谓此所谓人心即专于一事，而不能通于他事之心；而道心则为能兼知不同之人所专精之事之意义与价值，既能兼知之，更求加以配合贯通之道者。此道心、人心之分，初非道德意义上分，而是自其人文意义上分。“（《唐君毅全集》，卷十四，第455页）”专精于一事“者，如”农精于田“，”贾精于市“，”工精于器“，这些”精于物“的人，只能”以物物“，即只能治理某一具体的事物。而只有”精于道“的人，才能”兼物物“，即才能治理一切事物。为此，唐先生作出结论：只精于道的人，才有可以成为国家的治理者或管理者，而精于一事的人，只能成为被领导者或被管理者。唐先生说：”其言农工贾之只精于物，而不能为师为官，正在其只有人心，而未有道心。此所谓人心，即能专精注于物，而于一物而能精察之心。人有此心，亦可成就其所专精之事，此心亦人所不可少。但若只有此心，则不能为师为官。为师为官者，必须能调理众农、众工、众商，与其所为诸事之关系。则其心必不能只如一农一工之专精于物以物物，故必须能兼通观此诸人对诸物之诸事，以知其相互间之关系，而后有加以调理之道。则其调理之心，即为居上一层次之道心。“（同上，第457页）由此可见，只有精于道，能通晓事物规律的人，才能成为管理者。

 

　　荀子认为：人类社会的重要特征是“有分”、“能群”，“能群”是人类力量的泉源，也是人类能战胜自然，并高于自然的秘密之所在。人“能群”在于有礼义，为要使有严密分工社会群体有序和谐，还需要有“治人者”来组织社会，来管理社会。社会管理者的重要责任，就是要对人群进行教化，组织社会生产，调节各种物质利益，协调各种人际关系，从而使社会达到平衡与和谐。也即是说，要能精通并能调理诸人、诸事、诸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者，才能使之达到“求治去乱”的目的。治理或管理社会，或领导一个国家，不是人人都可以作事情，它必须是精于治国之道的，有胆识的，有才华的，有道德的人，才能承担得起这一伟任。荀子认为，理想的治国人才是能“尽伦”的君子或圣人。荀子在探讨治国人才的时候，提出按不同的标准对人群进行分类。如把人群分为：“俗人”、“俗儒”、“雅儒”、“大儒。”　如果用俗人治国，则国亡；用大儒治国，则国强盛。再如用“化性起伪”的程度，将大　臣分为：“态臣”、“篡臣”、“功臣”、“圣臣。”据此，荀子指出：“态臣用，则必死；篡臣用，则必危；功臣用，则必荣；圣臣用，则必尊。”（《臣道篇》）荀子还按照“忠”的程度，将大臣分为“大忠”、“次忠”、“下忠”、“国贼”等，总之，荀子按照人性管理模式探索治国人才是他学说的重要内容之一。荀子认为，只有“尽伦”又兼“尽制”的圣人或君子，才是治国的良才。“君子”和“圣人”不只是是“礼义”和“法度”制定者，同时又是施行者。“君子者，礼义之始也”（《王制篇》），“法”、“治”“之原也”（《君道篇》），“道法之总要也。”（《致士篇》）“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儒效篇》）国君一定要起组织社会的作用，“君者，善群者也。”（《王制篇》）所以，荀子十分重视“圣人”和“君子”在国家的治理和管理中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时也不忽视民众在社会中的作用。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继承并发挥了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只要舟依其水性的方法航行，不但不会覆舟，还会前途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