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隆礼重法”的理论，是荀子实学思想的最显著的特点。荀子把他“隆礼重法”理论简要地概括为：“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性恶篇》）荀子随之而提出的“平政爱民”，“任贤使能”，“富国强兵”的主张，不但给儒家学说增添了新的生命活力，而且也给汉代以后“独尊儒术”奠定了基础。

 

“隆礼重法”是荀子政治思想中一个根本性的指导思想。由于人性是恶的，要求得社会的平治，就不能顺其人性之自然而发展，必须要“化性起伪”，用“礼义”来教化人，树立人的以“礼义”为中心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把人的“自然本质”重新塑造成合于“义”的“社会本质。”荀子说：“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於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於文理而归于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使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性恶篇》）荀子认为，如果不用“礼义”化之导之；不用“法度”治之禁之，社会就会发生争夺暴乱而不安宁。因此，“化性起伪”对于社会的平治是何等的重要啊！

 

“礼”是什么？荀子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劝学篇》）“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富国篇》）“礼也者，贵者敬焉，老者孝焉，长者悌焉，幼者慈焉，贱者惠焉。”（《大略篇》）“礼者，节之准也。”（《致士篇》）由此可见，荀子的“礼”的内容包括政治法律制度、社会等级制度、道德规范以及行为准则等等。“礼”是制定法律的总纲，又是以法类推的各种条例的纲要。所以，“礼”是“治之经”（《成相篇》），“国之命。”（《强国篇》）“礼”还对社会人群的等级名分进行明确的规定，使之贵贱有别，长幼有序。“分莫大于礼”（《非相篇》），“分”是“礼”的一种属性，使社会上不同职业的人，不同等级名分的人，都各自按照自己的职分行事，不能有所越超。这样，社会就有序了。“礼”还包含仁、义、忠、孝、慈、惠等道德范畴以及各种礼节和人际交往中的行为准则等等。所以，“礼”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修身篇》）从人性治理的模式来看，“礼”的重要价值在于“养人之欲，给人之求。”（《礼论篇》）人有各种欲求是人的本性，荀子对人的欲求不是“寡欲”更不是“灭欲”，而是“养欲给求”，这种“养”和“给”不是无限制的，而是有节制的“养”和“给。”荀子说：“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所欲虽不可尽，求者犹近尽；欲虽不可去，所求不得，虑者欲求也。道者，进则近尽，退则节求，天下莫之若也。”（《正名篇》）即是说，按照“礼”的规定，尽量满足人的欲求；同时又用“礼”的规定节制人的欲求。“从人之欲，物不能瞻也”，只有用“礼”来调节人的欲望，并限制在一定的程度上和一定的范围之内，超越了这个范围就需要发挥“法”的作用了。

 

荀子认为，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除“隆礼”之外，还必须“重法。”“法者，治之端也。”（《君道篇》）“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富国篇》）荀子认为，“重法”对于一个社会的治理是绝对必要的，“治之经，礼与法”（《成相篇》），无“法”则社会不能治理。在儒家看来，对社会的治理主要是对人的治理，“治人者”治人，“治于人者”治于人。治“人”要以人性为依据，其主要任务是改造人性。荀子认为，人性多欲，而人的欲望又是没有止尽的。如果“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斗”（《性恶篇》），“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富国篇》），这样就要“犯分乱理”而犯罪。对于各种犯罪的罪犯，必须“以法数制之”，用以惩治人的各种邪恶。荀子认为，犯罪的原因在于“欲多而物寡。”为了减少或防止犯罪，要对人进行“礼义”教化，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大略篇》）“隆礼”的目的在于“化性起伪。”“‘化性起伪’实际上是立足于对人的改造，而不是对人的惩罚。”（俞荣根：《儒家法思想通论》第350页）同样，“重法”也是对人性改造的一种手段。荀子主张：对于犯罪的处罚，要“刑当罪”，“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君子篇》）；要公正，要“公义胜私欲”（《修身篇》）；要“刑不欲滥”（《致士篇》），“无罪不罚”（《王制篇》），“行一不义，杀一无罪，不为”（《儒效篇》）；唐君毅认为：荀子“言政以教为本”（《唐君毅全集》卷十四，第498页），强调对于民众要教之，反对“不教而诛”，如此“则刑繁而邪不胜”；也反对“教而不诛”，如此“则奸民不恁。”（《富国篇》）由于“人之性恶”，所以既要“隆礼”，又要“重法”；既要教化，又要刑罚，这两种治理的手段交互为用，就成了逻辑的和事实的之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