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政爱民”是荀子的另一重要治理手段。“平政”目的是要使百姓“安政”，要使“庶人安政”，绝不能滥用刑罚，暴虐人民，而应该是爱民，施恩惠于民，养民富民。荀子认为，实行“平政爱民”的重要措施之一，是“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百姓安政，国君才能安位。民安君安，社会才能安宁和谐。所以，荀子认为：“平政爱民”，“隆礼致士”，“尚贤使能”是国君执政的三个“大节。”“三节者当，则其余莫不当矣；三节者不当，则其余虽曲当，犹将无益矣。”（《王制篇》）实行“平政爱民”的重要措施之二，反对“上溢下漏”，“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的剥削行为。荀子认为，“王者之法”，取于民要合理，要按等级收税，要办理好民众的事情，利用好万物。荀子说：“田野什一，关市讥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相地而衰政（根据土地的好坏收税），理道之远近而致贡，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同上）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为了“养民”，满足人民物质生活条件。这是“平政爱民”的极重要的物质基础。荀子实行“平政爱民”的重要措施之三，反对滥用刑罚，施强暴于民。“重法”，施刑罚于民，目的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民安，君安，达到社会的安定。荀子说：“凡节奏（礼法制度）欲陵，而生民欲宽；节奏陵而文，生民宽而安”（《致士篇》）。“临事接民而以义变应，宽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后中和察断以辅之，政之隆也；然后进退诛赏之，政之终也。”（同上）从荀子“平政爱民”的政治主张中，看出荀子虽然认为“人之性恶”，但是仍然以“爱民”出发点和归宿点，这也可以说，荀子把“人之性恶”作为政治立说和施政的“方便法门”而已。

 

“任贤使能”是荀子的再一重要治理手段。“尚贤”是儒家传统的用人路线。荀子特别强调“任贤使能”，他把任不任贤提到仁与不仁的高度，他说：“贵贤，仁也；贱不肖，亦仁也。”（《非十二子篇》）相反，如果不尚贤就是不仁。在荀子的“性伪合而治”的治理模式中，君、师、贤构成三位一体，而又分别在治理国家中发挥不同的作用。荀子认为，作为国君要“临之以势”，　（《正名篇》）要“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要“好礼义，尚贤使能，无贪利之心”，要“爱民利民”，要“修身”，端正自己的德行，作民众的楷模。“君者仪也，民者影也，仪正而影正。君者盘也，盘圆而水圆。”（《君道篇》）君主也只有“化性起伪”，人性受到了改造之后，才能成为明君，否则就是暗君。荀子还十分强调“师”（贤人君子）的作用，有时把他与“法”相提并论。荀子说：“师者，所以正礼也。……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修身篇》）还说：“人有师有法，而知则速通，勇则速威，云能则速成，察则速尽，辩则速论。故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有师无法者，人之大殃也，……人无师法，则隆性矣；有师法，则隆积矣。而师法者，所得乎积，非所受乎性，性不足以独立而治。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积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儒效篇》）可见，“师”在“化性起伪”的人性改造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君子”在实行王道政治中有更为重要的作用，荀子说：“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不知法之义而正法之数者，虽博，临事必乱。故明主急得其人，而暗主急得其势。”（《君道篇》）“君子”是礼义法度制定者，又施行者，庶民行为的楷模。所以，只有尚贤而王，“尚贤推德而天下治”（《君子篇》）荀子指出：“尚贤使能”，不能“以世举贤”（《君子篇》），要“不恤亲疏，不恤贵贱，唯能求之。”（《王霸篇》）“尚德推贤不失序，外不避仇，内不阿亲者予。”（《成相篇》）要做到“无德不贵，无能不官。”（《王制篇》）要“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君道篇》），“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王制篇》）荀子认为，只有“尚贤使能”，才能君安民安，实现其治理的目标。

 

事实上，荀子是把“性”和“伪”置于矛盾的辩证统一之中的，他真正强调的“性伪合一”的理论，他说：“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宇中万物，生人之属，待圣人然后分（各得其位）也。”（《礼论篇》）即是说，“性伪合而天下治”是荀子人性治理模式的最好表达。人性多欲，那就要满足人的生存的需求，尽量满足人的欲望；但是，人的欲望又是没有止境的，所以必须要用礼义来教化，使之节欲，把人们的欲望限制在“礼”所规定的范围之内，使人各自按照自己的职分、地位去行事，不能有僭越的行为。社会上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个等级的人，都按照“礼”规定，各安其本份，各得其位，社会才能安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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