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竹林有关的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是阮籍的儿子阮浑，他很想加入到竹林俱乐部里去喝酒清谈；阮籍说侄子阮咸已经进来，“卿不得复尔”(《世说新语·任诞》)。他大约看出了儿子并不理解自己和林下诸人，想挤进来仅仅为了“作达”，过一把浪漫的瘾而已。

无意于加入竹林之游而与诸贤特别是与其中心人物嵇康有些关系的，另有几位。首先有一位是同嵇康、阮籍都很熟悉的袁准(字孝尼)，《世说新语·雅量》载：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寻亦悔焉。

袁孝尼请嵇康教他琴曲《广陵散》的特殊演奏方法，非老朋友不可能有这样的请求；嵇康不肯，到临死前夕才发现自己的绝技后继无人，不胜感慨——由此正可见两人的交情。

袁准与阮籍关系尤为密切，《世说新语·文学》载，阮籍为司马昭“为公，备礼九锡”写劝进文时就住在袁孝尼家里，“宿醉扶起，书札为之，无所点定，乃写付使。时人以为神笔”。阮、袁二人关系很不一般。

袁孝尼名准，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乃曹魏名臣袁涣之子，“常恬退而不敢求进。著书十万余言，论治世之务，为《易》、《周官》、《诗》传，及论《五经》滞义、圣人之微言，以传于世”。(《三国志·魏书·袁涣传》注引《袁氏世纪》)袁准见识甚高，例如他曾指出：“夫唯君子而后能固穷。故有国而不务食，是责天下之人而为君子之行也……有民而国贫者，则君子伤道，小人伤行矣。”(《袁子正书·治乱》)治国者首先应重民生，千万不能要求人人都是安贫乐道的君子，那是根本做不到的。君子偶尔比较穷，问题还不算很严重；但如果老是很穷，后遗症就很大了，所以这样的政策也是行不通的。袁准是一个头脑很清楚的人，这一方面他比嵇康、阮籍都要高明。嵇、阮是文学家，也是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嵇康尤甚，这样的文学家对于实际的社会政治问题不一定能有太清楚的认识。

同嵇康关系比较密切的有郭遐周、郭遐叔兄弟，又有阮侃(字德如)。他们分别与嵇康有诗歌赠答。二郭都觉得时事已不可为，不如隐入山林，修身养性。郭遐周送别嵇康时赠以五言诗三首，对嵇康不肯和自己在一起坚持隐居颇觉遗憾，赠诗其三结穴云：“勖哉乎嵇生，敬德以慎躯”，似乎已经预感到嵇康的性格很不适应当前的局势，于是特别提醒他保护好自己。郭遐叔则赠以四言一首(凡四章)、五言一首。其五言诗的结尾道：“愿各保遐年，有缘复来东。”嵇康到最后被杀时也还只有四十岁，二郭大约都比他年长，遐叔诗中的希望同样意味深长。隐士中真有目光如炬的高人。嵇康在回答他们的诗中同样表达了很深的友情，同时又委婉地提出，在目前形势下单是隐居还不够，应当进而修炼神仙道教：“良辰不我期，当年值纷华。坎壈趣世教，常恐婴网罗”——形势极为不佳，弄不好很容易陷入无妄之灾的法网，既然如此，“岂若翔区外，餐琼漱朝霞？”他离开二郭隐居的“北山阿”转赴他方，也许是去采药求仙吧？

阮侃其人思想上出入儒、道两家，政治上比较接近司马氏，入晋后官至太守(详见《世说新语·贤媛》注引《陈留志》，又《宋书·符瑞志》)；嵇康在临别赠他的诗中劝他不要卷入政治，以便远祸全身。阮侃在回答他的诗中一方面对嵇康的“良诲”表示感谢，但又写道：“洙泗久已往，微言谁为听。曾参易篑弊，子路结其缨。晋楚安足慕，屡空以守贞。潜龙尚泥蟠，神龟隐其灵。庶保吾子言，养真以全身。”表面上好像完全同意嵇康的意见，其实他还是一脑袋儒家思想，一时的退隐不过是“天下无道则隐”式的政治性退避，同嵇康的社会性哲理性退隐实际上很不同。其实就是在竹林七贤中，阮籍、山涛所实行者也是政治性退避：形势不明朗时退出政局，保护自己；一旦混乱微妙的局面变化了，还是要出山为官的——他们只是嵇康的同路人，分道扬镳是早晚的事情。

中古时代多隐士，其中的模式是多元的，就“竹林七贤”及其外围人物而言，就有好几路：二郭是老派隐士，遁入山林，远离政治；嵇康是比较新派的，既有很高的地位(中散大夫)，又以神仙道教为精神支柱，追求服食养生，过半仙似的隐逸生活，这样也就远离了政治；阮籍只是一度避开政治，大部分时间仍在官场，他用不守礼法的特立独行寄托其精神自由并发泄其苦闷；山涛基本是个官僚，但也能喝酒谈玄，保留着若干道家思想；阮侃基本上也是如此；阮浑则是隐士的追星族，他后来进入官场，毫无异常的表现；吕安也属于追星一族，而以头脑极度不清为其特色，这样的风雅名士历史上颇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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