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见于周代，其原义是指国家所设立的教育机构和学校。“国学”一词，出于《周礼·周官·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与之相似的还有《周礼·周官·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这里的“国学”，就是指国家的高级教育机构和学校。周代的教育，有国家教育与地方教育之分。地方教育称“乡学”，学校类型有“校”、“序”、“庠”，设在地方的自治单位“乡”、“遂”之中，并由司徒和遂大夫职掌。国家教育称“国学”，设在王城，由乐师、大司乐等官职掌。可见，国学的原义，是指周代中央设在王城的国家教育机构和学校，它与地方的乡学相对。

周代国学，又有小学和大学之别。按照《周礼正义》所述，周王国的小学，建在王宫南大门的左边，由师氏职掌。而王国的大学，建在国都之南郊，包括辟雍、上庠、东序、瞽宗和成均五所，由大司乐职掌。小学和大学的学生称为“国子”，主要是王太子、王子、公卿大夫之嫡子，他们皆贵族子弟，以与乡学中的平民子弟相区别。子弟八岁入小学，教育内容主要是“六艺”之文和基本的生活规矩。国子十五岁从小学升入大学(大学的国子还包括乡遂所推荐的贤能)，在大学里，他们因时因地依次到辟雍、上庠、东序、瞽宗和成均之中学习干戈乐舞、礼仪典书，大约九年之后毕业。大学教育的目标和步骤，按《礼记·学记》：“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可见，大学教育之道，就是要让贵族子弟获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才德。在周代，由于大学教育是贵族子弟成才的高级阶段，它承担着为国家培养“修己治人”之才的使命，这使得大学成为周代国学最重要的部分，以至于人们有时把国学与大学教育等同起来。

后代的国家教育，明显受到国学的影响。周代以降，为了教育王公官僚子弟和平民俊秀，培养人才，各朝代都重视设立国家教育机构和学校。其中，汉代有太学；晋武帝又设国子学，以与原有的太学并立；北齐为国子寺；隋唐宋时国子监下辖太学、四门、国子学；元代设国子学，明、清为国子监，它们都是国家的高级教育机构和学校，秉承了周代国学的职能。如果说，周代国学的教育内容是礼乐文化，那么，周代以后国学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如汉代太学，主要教授《周易》、《尚书》、《诗经》、《周礼》、《春秋》五经；唐代太学、四门、国子学的生徒要学习《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尚书》、《周易》、《孝经》、《论语》等经，闲暇时还可兼习《国语》、《尔雅》；北宋国子监的课程和教材有：《诗经》、《尚书》、《周易》、《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周礼》、《仪礼》、《礼记》及孔颖达的《五经正义》等；南宋时国学教材在北宋经书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朱子的《四书集注》和《仪礼经传通解》，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张载的《西铭》，程颐的《易传序》和《春秋传序》等；明、清的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为主，学校的课程和教材也主要是“四书五经”，而且“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颐的《易传》、朱子的《本义》；《书》主蔡氏《传》；《春秋》主《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礼记》主古注等等。可以看出，秦汉至明清，国家的最高学校名称虽各异，学生所学的课程和教材亦有变化，但它们基本秉承了周代“国学”作为国家教育机构和学校的原义，其作为教材的儒家经典，实际上与周代的“礼乐文化”一脉相承。一句话，在古代，国学就是国家办的高级教育机构和学府，其教育的核心是周、孔为代表的儒学传统和文献，其目标是培养修己治人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