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禅让的事情已经过去上千年，谁都说不清了；更何况当时的“天子”不过一个部落联盟领袖，你让我我让你是非常普通的事情，根本不需要搞的太正式太隆重。汉朝以后的“禅让”和尧舜禅让根本不是一回事，是既欺天又欺人的勾当——欺天无非是捏着鼻子哄眼睛，欺人则需要多加考虑，虽然肯定骗不过士大夫，但至少要骗过小老百姓，否则天下就别想安稳。至于士大夫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高级地主，仅仅靠一个禅让的把戏是骗不过的，还要让他们看到实惠，才好死心塌地效忠新朝，所以曹丕篡位之后才会急急忙忙地推行九品官人法，赵匡胤政变之后才会信誓旦旦地说“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反观王莽当年“受禅”，戏演的是不错，贤良文学妖魔鬼怪市井之徒依次露面，搞的大家云里雾里不由得也就信了，可惜他老人家上台之后就削弱自己的执政基础，今天搞什么“王田、奴婢不准买卖”，明天又胡乱铸钱以一当十以一当百，从高级知识分子到底层小民全得罪光了，这样戏演的再好也没用，还是得完蛋。

 

 

所以说，受禅永远只是个形式，是一台戏。受禅的戏演好了，对于争取民心、巩固统治有很大帮助，但绝不是决定性因素。就好比万里长征走到了最后几步，马上就要登堂入室了，无论你是爬着进去的还是走着进去的，好象都不太要紧，只要进屋子坐稳了就行。当然，如果你是堂堂正正气宇轩昂的走进去，坐稳的几率会稍微大一点。

 

权臣受禅，一般分为以下几个步骤，随着时间的推移，步骤越来越多，每个步骤之间的间隔却越来越短，甚至最终跳过某些关键步骤，直奔主题也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权臣篡位，一般都是以当丞相为第一级台阶，曹操、刘裕、陈霸先等人，连同那个篡位未成的董卓在内，都当过丞相。本来东汉已经改丞相为司徒，地位大大下降，董卓、曹操恢复这个官职，完全就是为了满足自己专权的需要而已，可以说是“因人设官”。也有不当丞相而当大将军的，如司马氏父子就是以大将军身份专权。但只有一个显赫的名号还不够，必须保证军政大权都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东汉、魏晋的朝政大权都由尚书台掌握，因此权臣一般都要兼任“录尚书事”的职务；到了晋朝以后，还产生了“都督中外诸军事”这个称号，能够合法地掌握朝廷内外的一切军权。因此从刘裕到李渊的几代权臣，可以不当丞相，可以不当大将军，但必须当“都督中外诸军事”，把兵权切实抓到自己手里。

 

为了显示权臣的尊贵地位，自魏晋以来又新增了“假黄钺”“使持节”两种新称号，黄钺和使节都是天子之礼，人臣假借这些礼节，也就假借了天子的威风，虽无九锡之名，却有九锡之实。北朝时期还出现“大冢宰”的官称(后来演变为吏部尚书的别称)，也就是总领一切事务的意思，是最具有威慑力的一种称谓，当年杨坚篡位的时候，同谋就劝他一定要当“大丞相、大冢宰、都督中外诸军事”，其中大丞相是政权，都督中外诸军事是军权，大冢宰则更是一种地位的象征。在南朝，“大冢宰”的称呼较少出现，却多了一个“总百揆”的称号，也就是总领一切事务，与大冢宰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