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史学家司马光(1019～1086)进士出身，官至御史中丞、尚书左仆射，除主编历史巨著《资治通鉴》(294卷，300余万字)名世千古外，还以勤奋工作，生活简朴而传为美谈。他为了实现著书立说以资治国借鉴，近20年不分日夜，废寝忘食，经常抱病工作。朋友劝他说“宜少节烦劳”。他回答说：“死生命也”。这种置生死于度外的精神，使《资治通鉴》的主要助手范祖禹、刘恕、刘攽和司马康深受感动。司马光生活节俭纯朴，“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从不购买并穿戴华贵衣服以摆阔显赫地位。

为了教育培养儿子崇尚俭约的美德，司马光以家书的体裁写了一篇论俭约的文章。其中详细列举历史上的史事以为戒。他说：西晋时何曾“日食万钱，至孙以骄溢倾家”。石崇“以奢靡夸人，卒以此死东市”。近世寇准生活豪侈冠于一时，“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因此，历史上有“富不过三代”之说。司马光文中“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两句话，已经成为人们传诵的名言。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历任校书郞、著作郎兼任侍讲，也以博通古今和为人廉洁而称誉于世。

这里，要着重讲一下石崇“以奢靡夸人，卒以此死东市”的故事。司马光以石崇的史实来提醒儿子，是有其典型意义的。

石崇这个人聪颖，有悟性、才气，能办事，但品德低下，贪污、受贿、吃喝、嫖赌、抢掠，五毒俱全。他在出任荆州刺史时，劫掠客商，积财无数。据史书记载，石崇的财产丰饶山积，居室屋宇宏伟富丽。他的后房的姬妾就有数百人，个个穿着都是丝绸绣花的长裙拖地，戴的都是黄金翡翠等珠宝耳环首饰。他家的丝竹管弦乐队选尽了当时的名家，一日三餐都是山珍海味。

石崇有一个与皇亲贵戚王恺等人“争豪斗富”的癖好。他经常与王恺等人以生活的奢侈、靡费比高低。王恺用蜂蜜涮锅，石崇就用蜡烛当柴烧；王恺用紫色的丝绸布做了40里长的步障，石崇就用锦缎做50里的步障与他匹敌；王恺用红色脂玉石末作涂料，石崇就用香料椒末涂抹屋内墙壁。贪财、斗富，石崇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

石崇被杀时年仅52岁，连同他的母亲、兄长、妻室、子女共15人全部被杀害。有关部门在查抄石崇家产时发现，在册的水磨房有3011处，奴仆800多人，其他的珍宝财物、田产房宅不计其数。直到晋惠帝永宁元年平息赵王司马伦叛乱后，才重新下诏改用对九卿的礼仪改葬石崇，从而得到平反。

石崇因贪财而丧命的教训，印证了老子“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这句话的因果关系，和“少私寡欲”的正确性。无数事实说明，一个人的私念越少、欲望越低，就能朴实俭约，看淡一切金钱名利，内心世界就能平静似水，精神境界就越高尚。这正如诸葛亮在《诫子书》中所言：“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孙中山(1866～1925)是民主革命的先驱，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由，奔走呼号，艰苦卓绝地奋斗了40余年，功勋昭著。但他一生廉洁奉公，清正耿介，从未追求过高薪厚禄，从未给自己和亲属置办过任何家产，私谋过任何特权，真正实现并承诺了“天下为公”的誓言。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由于胡汉民(广东都督)要随孙中山北上南京供职，广东都督的职位空缺。当时不少广东绅商、百姓联名举荐孙中山的大哥孙眉出任此职，并要求孙中山委任。

孙眉多年来一直扶持其弟弟的革命活动，数次捐献巨款支援起义，为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出任广东都督一职，也无可厚非。但孙中山得知后，立即致书广东各界团体及其兄予以劝阻。孙眉听从孙中山的劝告，没有出任广东都督一职。

1925年2月24日，孙中山病危时留下一份《家事遗嘱》：“余因尽瘁，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3月11日，孙中山在遗嘱上签字，第二天便溘然长逝。孙中山留下的遗产只有生前的一些衣物、2000余册书籍，以及华侨为他捐资购买的一所住宅，竟此而已。因而，后人评说：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实际上是“没有存贮私产的平民”。

(三)领导者自律——“不欲以静，天下自正”

孰人无欲望？只要是人，渴要饮，饥要食，繁衍需要性。但是，人不能有太多或过度的欲望。过之，必然会失去理智而妄为，偏离正途。老子叫人保持恬淡、虚静的心境，就是不要使人走向罪恶的泥潭。为官者尤应引以为鉴，一个时期的社会风气恶化，道德沦丧，主要源于掌握公共权利者，特别是处于高层领导者，他们地位高，权力大，影响面广。好与坏，都影响非常大。古人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因贪污受贿等问题而被立案审查的中国公务员超过4万人，包括地方省市负责人在内，部长级官员有6人，中央和地方的局级干部有167人。与土地开发、房地产建设的贪污受贿案件尤其多，很多贪官都有多名情妇，没有情妇的贪官几乎没有。

“不欲以静，天下自正”(《老子》三十七章)。这就是说，当官的根绝了私欲，社会就自然会风气良好。“不欲以静，天下自正”八个字，老子精辟地道出了为官者节制个人欲望的社会意义。因此，如何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是摆在每一位领导干部面前的一个严肃课题和长期任务。

“红尘一下拘名利，不听山间午夜钟”。“如何独得百丈索，直上高峰抛俗羁。”唐、宋以降，很多士大夫对老子的清心寡欲理论表示赞赏，应该说，这是老子的这一理论充满了生活的辩证法所使然。《容斋随笔》中说：“士之处世，视富贵利禄当如优伶之为参军。盖谓上场有下场时也。老去、病去、降职去、升迁去，终有一去”。清代学者汪辉祖解释这段话时说：士人立身处世，对于富贵利禄应该看得淡薄一点，得到一官半职，只当是唱戏的演员在戏台上扮演参军一样。有上台的时候，也有下台的时候。因衰老离职因疾病离职，因降黜离职，因升迁离职，不管怎样，终归是要离职的。

“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是老子从“圣人”即德才兼备最优秀的主政者、名士的人格高度，提出的理想人格的要求。官也罢，民亦罢，完美的气节、人格，是绝大多数人追求的目标，也是人生的一大要事。淡泊明志，肥甘丧节，这是被无数史实所证明了的真理。一个人的志向要在物欲面前经受考验，而一个人的节操则会从贪图享乐中丧失。生活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责任编辑：青城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