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

——《老子·第三十三章》

诸葛亮是个有智慧的人，终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军中。历史上记载：亮少有逸群之才，王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异人焉。但是，尽管诸葛亮有超人的才智和身躯，寿命仅仅54岁，比他的老对手司马懿（73岁），少活近二十年。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刘备去世的时候，托孤给诸葛亮，从此，他鞠躬尽瘁，殚精竭虑，为国事操劳，事无巨细，每每过问，他的部下劝他要注意身体，不要事必躬亲，可是诸葛亮不听。一次，司马懿接待蜀国的使者，不问国事，却询问起诸葛亮的饮食起居，来使说道：“我们军师清晨起身，深夜方睡，军中大事小事，无不操心，每天忙得连饭都吃得很少。”司马懿暗忖：这诸葛亮大概命不久矣！果然，在一次两军对阵的时候，诸葛亮竟死于军中，复兴汉室的伟业终未能实现。关羽是三国名将，却跟他的儿子一道被敌军擒获杀害，时年58岁，刘备从来拥有匡复汉室之大志，因伐东吴兵败，损失惨重，退回白帝城，因病崩逝，享年62岁。他们三个人可谓千古传颂的英雄豪杰，可是他们的寿命都不长，从养生的角度看，他们无疑是失败者。

他们是如何在养生方面失败的呢？以老子的观点分析，就是他们都没有做到“不失其所”。因此，他们的生命是难以长久的。诸葛亮本是一个“躬耕于南阳”的隐士，关羽本出身于书香门第，而刘备与母亲贩鞋织草席平安度日。隐士、文人和贩夫，原是他们三个安身立命之所，可是他们偏不安贫乐道，而依靠智慧、武力和志向出于乱世，把自己暴露在危险的境地之中。如果我们本打算成为三国英雄中的人物，就不要论什么养生之道了，那就应该像诸葛亮一样，任由刘备的“驱驰”。试想，是什么才用“驱驰”二字？无非是牲畜。诸葛亮自从追随刘备出山，就把自己看成了刘家的牲畜“死而后已”了。老子说：不失自己本位的人才能长久。这不正好说明老子的先见之明吗！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老子·第四十章》

传说老子在八十多岁时，生过一场病，吃了一段时间的药，没有见效。有一天，他拖着病体来到一座山坡上，向长长的一片树林走去，自觉身体越来越轻松，便效法天道的动静结合，试验起天道治病的方法来。

人真正能够了解自己的病情，并对症下药的人并不多，多数还是求助于专业人士的帮助。不过，专业人士之水平亦有高下，所以才有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治医师等所谓的称谓，依此对应教授、副教授、讲师的级别待遇。追想当年扁鹊、华佗、李时珍等一代大师，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行医资格证，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职务、职称之类的东西。

中国有句俗话，叫“久病成医”。对于这个问题，因病而成的医，多不能称其为医。因为这种医太专业，不但是病情专一，并且适用的人大概也只有患者自己而已。即便是症状相同，其所引发的原因也未必一样，所以，所用的药也要有所不同。作为患者本人，他在久病之后的治疗过程中，也只能根据自己的体悟，来理解什么药对自己有作用。久病成医，作为针对自身疾病的治疗和调养，是有一定针对性的，对自己有效不见得对别人有效。

每个人的心理活动都基本遵循着一般规律，有一些症状的出现，看起来非常不合常理，好像行为或情绪与以往的习惯相左，这可能是个体察觉到了自身的心理不平衡状态，为了重新达到新的平衡而做出的努力。这些症状的表面之下，其实是一种指向自身完善的良性动机。比如，一个人突然脾气暴躁，骂人，摔东西，躁狂，性能量转化为非常态等，反映了潜意识中对自我机能平衡的要求。就像是气象现象的各种风暴，造成恶劣的天气，是因为某个区域的气压太低，首先要搞清风向才知道目标在哪里。

老子将身体摆在形上的层次，肯定人身与天地合一的生命内涵，强调其相互感通的哲理关系。将病因摆在形下的层次，降落在具体的身体形式上，指出外感致病、心理致病与社会致病的种种因素，肇因于人体与天地关系间的失常，有形的身躯联结不上宇宙秩序的常道，在欲望的作祟下，失去了天人间原有的平衡与和谐的状态，人体不足以抵抗各种外邪的侵袭，导致病患丛生。这种天人关系的瓦解与破坏，正是有限形体的最大病源，招来无穷的祸患。要防治身体的各种疾病，还是要进行形下与形上的会通，回到天人一体的思维模式上，顺应与运用天地之道，即以法天则地的方式，重新进入到宇宙的秩序之中。

对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是从生命的精神层面入手，关心的不是身体的生理现象，而是法乎自然的运行规律，以精神内守的方式解消外在物欲的追求，不是采用物质的医疗方式，而是透过精神对形体的积极作用，达到除疾康复的医疗目的，所以老子说：“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责任编辑：青城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