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两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林庚先生也认为，李白不是真的想进入王室贵族的行列，而是想以在野的方式参与政治。其实，李白对统治者有着清醒的认识，对自己“积极入世”的目的和前途也有很明确的打算和预见，因此，他意识到与统治阶级的合作绝非是长远的。因为他知道布衣(平民)与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是永远无法调和的。他说：“行乐争昼夜，自言度千秋。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又说：“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这些感慨不是李白凭空发出的，这代表着李白与当权者或权贵格格不入的态度，也代表了李白潜在的“忧患意识”，因为他的志向是远大的。为了实现他的志向，他的心情是豪迈的，行为是积极的，但他最根本的心情却是消极而避世的。“功成而身退”，退到哪里去?这里的“退”即隐退，也就是漫游山水间，让精神自由，让自我解放，避开烦琐的人世。所谓：“人生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世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方知黄鹤举，千里独徘徊。”李白《与贾少公书》说得好：“白不树矫抗之迹，耻振玄邀之风，……岂徒贩卖云壑，要射虚名?”“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因此，我们可以说，李白不是为做官而做官，他不是追逐虚名的人，他要把声势搞大，要通过漫游、隐居来树立声望，主要是想借这种手段从政，而从政的目的则是为国为民出点力，出力的原因是想借这个机会　自己的才能得以施展。在当时的社会，不通过做官想为民为国出力是很难的，只有做官一条路，才能救国救民。为什么要救国，为什么要救民?李白是想通过自己来影响朝政，影响天下，这一点和庄子异曲同工，只不过，庄子不想通过做官这条路，而是想通过一个思想者的精神影响世人。因为在庄子的那个时期，战争频仍，死骨遍野，做不做官意义不大。当时的社会也没有科举入仕的风气，而至唐代社会强盛，发展很快，表面上的繁荣暗藏着即将爆发的危机，李白的忧患意识由此而生，所以才要迫切地入世，愿为国家出力，直到他六十一岁时，还要参军。对于这一点，许多评论家认为是李白属于儒家的最好证明，包括上文提到的林庚先生，在《诗人李白》一书中对李白属于儒家作出了下面的论述：

“李白的思想，就是这布衣在斗争中走在胜利的道路上的思想。他反映了盛唐时代的政治面貌，也反映了市民阶段正在萌芽时期的思想状况。一种要求平等自由的解放情操，就成为李白的骄傲与信念。有人说李白是道家的思想，那是不全面的；李白当然不免受道家的影响，正如屈原也不免受当时道家思想的影响一样。屈原生活在产生老子、庄子的乡土，开创游仙诗的先河，由屈原所诱导出来的《卜居》、《渔父》，《悲回风》、《远游》等都具有道家思想鲜明的影响，然而我们并不说屈原便是道家的思想。在道教盛行的唐代，李白自然也不免受道教影响，然而李白说，提壶莫辞贫，取酒会四邻。仙人殊恍惚，未若酒中真。’‘三杯通大道，一斗合天然。’……至与道教相通的道家思想乃是魏晋元朝知识分子的传统，李白当然也不免沾染上；然而道家‘小土寡民’的思想并没有影响李白，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也没有影响李白，道家‘虚室生白’的恬静更是与李白背道而驰，我们很难说李白究竟有多少道家思想。”为了说明李白思想距离道家思想较远，林庚先生文中又提到了李白居留时间最长的地方是安陆、大梁，而安陆，大梁并不符合他寻仙、访道的要求。“然则李白的‘五岳寻仙不辞远’，所寻的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再知道李白到了六十一岁(即死前一年)还想参加李光弼的军队，我们就再不会怀疑李白的一生究竟是从政还是寻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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