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问题与哲学问题关系密切。20世纪西方哲学，就有著名的“语言学转向”。我国先秦时代，有不少关于语言的探讨，而论述最系统深入、影响最深远的当推《庄子》。论析《庄子》的语言观，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庄子》的哲学观，并对魏晋玄学“言意之辩”、禅宗“不立文字”等获得更为明晰的认识。　

 

《庄子》语言观源于老子。“道”是《庄子》全书之旨归，也是其语言观的旨归。“道”超越人的感官知觉，自存而无所依，超越时空，天地万物由其化生，是万物存在与发展的依据。“体道”———追求与“道”合而为一的境界，是君子应当追求的目标。那么，如何“体道”呢？这就要通过传“道”之“言”。　

 

在《庄子》看来，语言是用来表意的。《外物》：“言者所以在意。”是表意功能使语言既不同于小鸟出壳前发乎自然的嘤嘤鸣叫之声：“其以为异于鷇音，亦有辩乎？其无辩乎？”（《齐物论》）也不同于自然界的刮风现象：“言者，非吹也。”（《齐物论》）搭起了一座“体道”的桥梁。人通过语言可以逐步掌握“道”。在《大宗师》中，女偊通过寓意化的人格名称指明了这点：“闻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闻诸洛诵之孙，洛诵之孙闻之瞻明，瞻明闻之聂许，聂许闻之需役，需役闻之于讴，于讴闻之玄冥，玄冥闻之参寥，参寥闻之疑始。”但《庄子》又对语言的局限性有着明确的认识，认为过于依赖语言，反而会阻碍“体道”。　

 

《庄子》主要从表意的不确定性与使用上的混乱两个方面来谈论语言的局限性。　

 

《齐物论》谈论语言表意的不确定性云：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　

 

“一”即是“道”的别称。这个“一”是客观存在的，不是被人认识后才存在的，此时的“一”未曾与人的主观认知相接触，这即是《齐物论》所谓的“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但是后来有人感知了这个“一”，并把它命名为“一”，于是“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既然已经把它称作“一”了，又怎么会不是语言概念呢？这个“一”就成了概念、名称、“言”了。前者是具体之客观存在，后者却是抽象之概念，这两者是不同的，因此为“二”，这即是文中所说“一与言为二”的意思。这里的“二”是一个数字，而后一句“二与一为三”里的“二”则特指“言”。因为“言”包含了一个符号载体以及人所赋予这个符号载体的意义，人的主观经由这种意义的指向而产生了对于客观存在之物的认识。换言之，人所认识的“物”，只是我们通过概念化的理解而形成的一种印象，并非客观存在之物本身。也即是说，符号、意义和客观之“一”这三者既是相联的又是独立的，加起来便是数“三”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首先，人在赋予符号载体意义之时常是根据自己关于客观存在之物形色名声方面的感受，这种认识是不完备的，因此符号的表意也就不完整了；其次，人根据符号的意义指向而产生了对于客观存在之物的相关认识，这种认识是不确定的，每个不同的人都可能会有不同的认识。由此看来，语言表意是不确定的。　

 

《庄子》为什么在“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会紧接其后说“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呢？这就涉及了另一个问题：“言者有言。”这也是语言表意不确定的一个原因。　

 

所谓“言者有言”，指每个语言概念的说明都需要借助于其他语言概念，而所借助的语言概念也需借助另外的语言概念来加以说明，因此所借助的语言概念也是不确定的，这即是《齐物论》所说的“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每个概念符号的意义均由别的概念符号及其意义说明，如此推演下去，即使是“巧算”也算不清楚。正因为“言者有言”，故《齐物论》云：“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意即只有从客观存在之物的角度出发，才能说明它是与概念性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这样，《庄子》已初步暗示，要超越纯语言概念的思维束缚而求得与“道”的直接合一。　

 

语言的局限性还表现在语言使用上的混乱：既指语言概念在使用上是不确定的，也指语言在价值判断方面比较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