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用“是非（彼）”来说明概念使用的不确定。《齐物论》：“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的名称概念在使用上是不确定的，对同一客观存在之物，既可以说成“是”，也可以说成“彼”或“非”。每一客观存在之物都包含了“是”与“非”两种截然不同的名称概念。如此看来，“彼”、“是”的概念相对而不确定。

 

语言在价值判断方面的混乱，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由“成心”而引起的“是非”之争。《齐物论》：“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与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成心”，成玄英注：“域情滞者，执一家之偏见者。”人受情（哀乐之情）与欲（利害之欲）的束缚，在认知过程中常常带有这些情感因素，价值判断上必然会以“喜怒为用”。故“人同于己则可，不同于己，虽善不善。”（《渔父》）“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齐物论》）。于是彼此争辩难以相下，各用浮辩之辞、华美之言说服对方，“言隐于荣华”（《齐物论》）。　

 

其次，无法确立“公是”。因为“天下非有公是也”（《杂篇·徐无鬼》），故各人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得出的贵贱、大小、有无、是非、同异、利义等主观价值判断也就不可能同一。为此，人们常常互相争辩。但争辩即使分出胜负，也不能说明什么，所谓“言辩而不及”（《齐物论》）。　

 

综上所述，《庄子》虽然指出语言具有表意功能，但又花了很大笔墨分析语言的局限性。这样做的目的有二：一是使论证更为严密、系统；二是为“去知”、“忘言”的“体道”方法如“心斋”、“坐忘”等提供理论依据。　

 

《庄子》用“轮扁斫轮”、“庖丁解牛”、“丈人游水”等寓言指出，语言不可能让人体悟到他人通过长期身体力行而获得的直接经验。同样，“道行之而成”（《齐物论》），而语言所传达给人的仅是形色名声方面的感受，《庄子》于是感慨：“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天道》）“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北游》）　

 

虽然“道”不可言说、传授，但《庄子》并没有否认“言”在“体道”过程中的作用，而是强调不可拘泥于“言”。《秋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郭象云：“求之于言意之表，而入乎无言、无意之域，而后至焉。”　

 

如何“入乎无言、无意之域”呢？《庄子》主张“忘言”。而“忘”，是《庄子》论述的最重要的“体道”方法，如《逍遥游》“丧天下”、“无己”，《齐物论》“吾丧我”等等。《大宗师》：“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堕肢体”、“离形”指的是摆脱身体所造成的在生理以及心理感知上的束缚。“黜聪明”、“去知”则是中止以语言为中介的概念化的思维活动，达到“无思无虑”（《知北游》）的心境。《人间世》描述的“心斋”可与“坐忘”交相印证。　

 

总之，《庄子》认为，“言”有表意功能，由“言”“得意”是“体道”的第一步；但语言又有局限性，进一步“体道”须“忘言”、“去知”。“道”是《庄子》全书之旨归，也是其语言观的旨归。“道”“无形”、“不可见”、“不可闻”的特点决定了“道”是不可言说的，进而导致了《庄子》语言观“言不尽意”的倾向。一方面，庄子及其后学宣扬“道”不可言说，说出来就不是真正的“道”了；另一方面，庄子及其后学又著书立说，《庄子》无疑是一本传“道”之书。在主张“言不尽意”的同时又不完全否认言的表意功能，这样，庄子及其后学就为他们的著书之举留下了余地。

（责任编辑：青城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