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也不全然是这样，又比如在南唐后主李虞的词《菩萨蛮》中又有了另外的场景：“花明月暗飞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衩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叫郎恣意怜。”面对这种场景，稍微有一点做人常识的人都不能再坚持什么“坐怀不乱”，否则，轻一点的话是不懂风情；严重一点的话就是“朽木不可雕也”，用现代的词语就是太没有人文关怀。此情此景，不仅要“该乱当乱”,而且要“乱”出“春风雨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意境才好。

以此观之，无论是孔子对“仁”的表达，还是“无可无不可”的人生态度，都表现了高明的智慧：这种智慧不拘泥于适宜于特定场景的僵化的知识，而是依据不同时空、不同人物的不同情况作出适宜的判断、理解和行为，从而达到最恰当的效果。理解了孔子的智慧，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了在《论语·子路》中为什么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倒是孟子得到了孔子的“真传”，深谙孔子的真意：在《孟子.离娄下》中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在这里孔子显然不是赞扬那些口是心非的小人，但对那些不能真正领会“仁”的真意而拘泥僵化的人，在孔子的眼里也是属于“小人”的角色，具体分寸的拿捏，就像孟子所言，要依据“义”的要求，有的时候要言行一致，而有的时候却要恰当的变更，变更的尺度就是看是否符合“义”的内在要求。

说到这里，必须指出智慧的内涵绝不仅仅只是针对做成事情而言，还包括在做事情时候的道德认知和道德判断。中国的儒家很提倡仁义，“仁”和“义”都体现了儒家文化的道德因素。否则一个人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即便是很成功，一样得到历史的否定和道德的责难，永远是我们民族的反面教材；反之，对于该做的事情，即便是情势所迫，力不从心，也一样名垂青史，流芳万年。在这一方面，孔子有鲜明的态度：“不义，富且贵，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治长》；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对不符合道义的事情，无论对自己有没有诱惑，都不要去做；而符合道义的事情，尽管有困难，也必须担当，这才是孔子所赞许的行为，孔子的这种道德操守实际上也内化成了我们民族的价值观和民族精神。究竟什么是道义，什么才是符合道义，这又是一个很智慧的事情，需要专门论述。

尽管智慧是很难说清楚的一个问题，反过来说，因为智慧有知识的层面，有能力的层面，道德认识和道德判断的层面，还有不可言传只可意会的微妙的领会的层面，但是在玄妙之外，是否可有操作的层面呢？根据《论语》一书，我想这几方面应该是追求智慧的人应该注意的：其一，智慧总的特点：“无可无不可”。不可教条、拘泥。（《庄子·山木》和苏格拉底与智者的对话可作例证）其二，对人类的行为，首先要明确哪些事情不可以做（“不义，富且贵，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必须做，（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在可以做的事情上凸现人的智慧。鲁迅对此曾有精彩的论述（比如听专家的报告和如何表扬别人家的孩子）。在道义上必须做的事情，既要有智慧，也要有“不可为而为之”的道义责任。其三，方法方面，孔子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还有，“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其四，智慧的境界是中庸。即思考问题或者做事情都能恰到好处。

由上观之，智慧所能达到的境界用孔子的话表示就是“中庸”，“中庸”的境界看似简单，却十分的高明。我们思考和做每一件事情，如果在道德判断和做事分寸上都能恰到好处，那真是太高明的境界。所以孔子才感慨：“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尽管这是很高的要求，却值得我们用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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