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言儒家必数经史子集，道人伦义理，人们尤钟孔子之仁义，孟子之心性，荀子之性恶，董子之君权神授，邵子之太极，周子之道德性命，二程之天理，陆子之心学，朱子之理气，王船山之行先知后，王守仁之知行合一……不免精于粗而忽于细，明于理而蔽于形。儒家精奥在于儒家文化外形：求美，求善，求仁义；忧国，忧民，忧天下；重文，重礼，重气节；畏天，畏地，畏天命。

追求“有言之美”是儒家凸征。孔子以整理删拾古籍而著称，后人效法之。中国有不沾文字之道家，无不沾文字之儒家；有纯粹的儒家文学家，无纯粹的道家文学家。一流的儒家做学问，春玩其华，秋登其实，心物合一而归于美，心态酷似佛家论世，不落我执之窠臼。这是因为儒家抱着强烈的求美之心，与美为伍足矣，“济世”属于意外收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种理想化的表述，能治国、平天下的少而又少，实际上儒家的骨子里无不以求美为其人生追求) 。

儒家的道德文章是求美的标准注释。形成儒家好文的根本原因在于汉字本身就是一种绝妙的审美载体。汉字不是抽象的工具性符号，而是具体的富于文化与美学价值的信息载体，汉字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儒家与道家之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尽量贴近与汉字的距离,与汉字结为一体；后者则尽量排斥汉字,尽量疏离汉字(实际上做不到) 。诸子百家中，儒家是最亲近汉字的一家，也是最擅长驾驭使用汉字的一家。儒家士大夫的文章，阅之动容，诵之沦髓。

世间之物，凡美必善。求善乃求美的另外一种方式与路径。儒家所主张的善，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读书是善，写文章是善，作诗是善，做对子是善，游山玩水是善，聚会是善……因为这些举动都会直接或间接把人引向善。善从来都不独居中心，只有阐释学意义上的“善心”才真正对人有意义。可以说儒家叫人在不知不觉地行善，而非刻意地行善(如同佛家施舍穷人那样) 。

孟子的性善论，其价值与意义在于让人对其进行无数种解释，让人在无形中将行为定着于善。在这点上，儒家做得无懈可击。儒者言必斯文，行必检点，思必内敛，最终必归于善。读书、写文章、作诗等都是教的具体方式，这种“教”比在规定的场所接受的“教”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与可操作性。由于儒家广施这种“教”，使得绝大多数中国人生活在不教而教，不学而学的氛围中。在中国，这种特殊的“教”已成为一种近于国民性的东西，耳濡目染着每一个中国人，避之亦难。这种无须投资的“教”为中国节约了大量教育成本与人际关系成本，是一种大智大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