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之核心在善。因为“教”针对的是无序与权力霸权。有人以为中国历史完全是由权力决定的，这不符合实际情况。在皇权专制之下，权力决定了中国的利益格局，而人格的顺位并不单纯靠权力，主要靠的是“教”。自从儒家占据统治地位，中国一直有两个价值标准，一个是权力，一个是道德(“教”的程度) ——中国人给了道德家一条出路，使得无权者亦可得名。在中国，被后人尊重的往往不是帝王，而是文学家、学者与道德师。帝王中最显赫的是李世民与赵匡胤，但此二人的名望远不及孔子、屈原、司马迁。重文是中国的传统，文高于武是中国的法则，帝王亦无可奈何。在某中意义上，由于儒家的强大，使得中国传统社会权力与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相独立，这是很了不起的。满清入关，屠城杀降，不可一世，然而不能不臣服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不能不继承流布两千年之久的儒家文化传统。说儒家不战而屈人之兵并不为过。

由“教”达“善”的文化是西方所没有的，因为它不可以用科学方法造就，东方文化之不可替代性正表现于此；现代不能替代传统，亦在于此。现代人种种恶行(坑蒙拐骗与欺世盗名) 都是反传统逆流中泛起的沉渣。清扫这些沉渣的最佳方法就是恢复由“教”达“善”的文化传统。

仁义乃善之理性化的表述，也是美的最终归宿。儒家之仁义不同于西方之博爱或泛爱。可以说各有所长。在达到仁义之前，中国由“教”达“善”的文化传统几乎十全十美，问题出在“仁义”这个环节。何以言之? 因为即使孔子思想中的“仁义”也将由“教”达“善”的方法与意义局限化了。仁义不具有“教”与“善”那样的广延性。“仁者爱人”是对的，然而所爱之人皆具体人(父子、君臣等) ，而非广义之人。

不过，尽管仁义有此疵瑕，仍不失规范行为的有效手段，因为在一定程度上，特殊性可以被迁移到一般性上来，从而在一般的范畴发挥作用。好的东西，即使不完备，也比没有好——如果这个原则成立的话，应该断定，仁义可以与“教”与“善”连接在一起，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