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善——仁义

站在脱离一般文字的角度上评价这一因果联系，仁义之说与仁义之事不完全是一回事。“仁义之说”可以褒贬由人，见仁见智,而“仁义之事”高于“仁义之说”，它指征的是: 怀仁爱之心，行正义之事。儒家的“仁义之事”绝非口号，它是通过非常具体的手段与方式实现的。比如对死的态度。死乃人之常伦，不可免也。对儒士来说，杀身求仁是死的最佳归宿。儒家的杀身求仁与现代邪教的争做“烈士”毫无共同之处。儒家之杀身没有一例是自戕或无谓送死，都是在两难中做出的抉择(屈原、方孝孺为典型代表) 。如果他们不选择死，就必须违背自己的意愿而随波逐流, 这与儒家的“教——善——仁义”之人生路径背道而驰，与儒家的以“名”(哪怕是死后之名) 与“权”分庭抗礼的思路格格不入。其实，“杀身以成志,仁也”《( 国语•晋语二》)的情形少而又少，多数情况是为仁而牺牲享受(如陶渊明、苏东坡、李白、杜甫) 。总之，仁义是道德诉求而非人生目标(这一点与邪教异) 。儒家士大夫之“教化”无微不综，其至尊至诚，其他文化孰能?

仁贯穿到日常生活中，使得中国人产生很强的精神寄托，通俗地说，中国人不做大官却可以成为大人物，这是因为仁义道德独立于权力，不在同一个价值范畴之内，这就大大拓宽了人生之路，使人生更加丰富多彩。

（责任编辑：至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