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德”的意思是为仕之人要自明其德，彰明高尚的德性，有人说德性又可称之为“善之端”，发扬德性就可以从善之端走向善，即达到明德。“亲民”按朱熹注原作“新民”，即要革除旧习，勉作新人，“新者，革其旧之谓也”。对“止于至善”，《大学》中已自有诠释，是说“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又说“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文中“止于”是“达到”的意思，“止于至善”就是达到善的最高境界。《大学》的至善说中所列“君仁”、“臣敬”、“子孝”、“父慈”、“交于信”等概念，显然是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三纲五常”的渊源，其中包含了压抑人性发展的封建性糟粕，要批判地看待。但《大学》中的三纲领却被历代儒家学者所推崇，特别是被宋明以来的思想家不断阐发，体现了儒家政治哲学的精髓。

实现《大学》中三纲领的“八条目”可以看成是儒家政治哲学的基本原则，也可看成是三大纲领的实施途径与方案，这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原文写得很美，现录于下：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笔者认为这八条是有着内在逻辑联系的统一整体，它十分集中又极其精辟地体现了儒学“内圣外王”的哲学思想和实践方法，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八条目以“修身”为界，前四条属于教育哲学的范畴，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思想，在知识与实践的关系上，承认“格物”为第一性，“格物”即研究掌握自然界事物、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活动的规律，只有深入研究后才能得到知识，而只有获得广博的知识，才能有追求真理的诚意并展现高尚人生的心灵，而不被“利”、“欲”所动。这正是教育的功能，是政治目的的前提和手段。而后四条属于政治哲学的范畴，“修身”是基础，强调“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庭不扫，何以扫天下”这样一种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其认识论的基础是承认人对事物的认识有片面性，只有通过“修身”，克服片面性，达到正确的认识，才能“齐家”，即管理好家庭。《大学》中能指出人在对待他人和他事的“亲爱”、“贱恶”、“畏敬”、“哀矜”等方面，往往偏于一面，即有“辟”（朱注辟犹偏也），从而对人与事不能做出正确的处理。这一认识是很高明的，对今人讲求修身，克服片面性仍有重要的意义。“齐家”是以“修身”为基础的，而“家”在中国又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稳定会直接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治国”又要以“齐家”为条件。国家治理好了，才能达到“平天下”。这里“平天下”讲的主要不是武力统一，而是“文治”，是讲统治者要推己及人，仁爱，忠恕，从善如流，荐贤举能，慎言谨行，避财货，崇道义，这样天下就没有不太平的。因此，后四条表达的就是儒家哲学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目的，是前四条教育哲学的自然延伸和思想升华。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成为中国厉史上一代又一代士大夫阶层和知识分子毕生追求的政治理想，可见《大学》精神影响之深远。其中宋儒的倡导，朱子的集注起了重要作用。有趣的是朱熹在世时并不得志，一生在清贫的讲学著述中度过，其著作在宋代亦被打作“伪书”而不得传。直到元、明两代才恢复其应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