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明确表明“从道不从君”。程颐则提出服从学问而不服从权力的主张： 大人当否，则以道自处， 岂肯枉已屈道， 承顺于上? (《伊川易传》)这一主张， 并非只是说说而已， 明朝李贽就彻底地贯彻了。

历史上反对儒家的士大夫， 也都是饱读经史的， 否则他没有发言权。如刺孔、问孟的王充， 提倡功利的陈亮、叶适，反潮流的王夫之， 喜笑怒骂的李贽等。中国两千多年历史， 除了文字狱， 也有自由言说的一面， 尽管相对薄弱些。

“忧”是儒家所独有的一个文化范畴。儒家之“忧”非生理之忧， 文化之忧也。文化意义上的“忧”特立独行，在调节人，提升人，凝聚民族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作为儒家思想范畴，“忧”滥觞于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的危局，孔子无一日不忧心忡忡，关注“兴灭国，继绝学，举逸民”这一大事。

孔子之忧超过忧国， 忧民， 他是忧天下， 忧礼崩乐坏， 忧传统沦丧， 忧文化不知多从， 忧他心中积郁多年的崇高理想难以实现。个人之忧影响一个民族， 除了孔子， 别无他例。

民主、自由不可谓不好，然而自由过了度，人人皆似虎兕出柙，就难以规范社会人伦了。儒家文化正好可以补此不足。儒家之忧， 远远超出个人， 超出民族， 甚至超出国家。

 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代表了中国士大夫忧国、忧民、忧天下的胸怀， 将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与客体世界联系在一起， 生则兼济生民， 死则归于大块， 他们永远不会产生天下事于我何有哉的想法， 也不会产生佛家“叹人世， 终难定”的哀叹。中国的儒家士大夫确实是一个优秀的类。这个类的生存动机不是出于自私， 而是出于一种崇高的理想。理想高不可及， 然而实现理想的方法很具体， 每一个士大夫都知道应该怎么做。荣辱得失、黜陟升迁都可以置之不顾， 一旦国家有难则心如膏火， 独夜自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