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对于“礼乐”在社会上不能通行，不被人理解，只是流于形式，感到很气愤，便感叹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篇第十七》）翻译成白话就是：天天讲什么礼啊礼啊！难道就是指玉帛等礼仪所用的物品吗？天天讲什么乐啊乐啊！难道仅仅指的是演奏音乐的钟鼓吗？

在这里孔子的意思是说，“礼乐”并非这些外在的形式，它有更深一层的内涵。钱穆对此有过解释，大概意思是说，玉帛，是行“礼”所用的物品，是“礼”的表现形式；钟鼓，是演奏音乐的乐器，是音乐的表现器具。但是人只空有这些物件并不能将“礼”表现出来，只有当人有了“仁和”、“敬爱”之心，才可以用玉帛来表达“礼”，用钟鼓来演奏音乐，表达“仁和”、“敬爱”的内在精神。如果将这些根本的东西放弃，只注重形式，而没有仁爱之义，即使拥有玉帛钟鼓也不可能将“礼乐”表达出来。再进一步讲，就是说有了“仁爱”，便可以通过“礼乐”的表现使社会和谐，使人有仁爱之心，彼此相互敬重，从而达到安上治民、移风易俗的作用。从这里我们知道“礼”是“仁”的表现形式，但是空有“礼”的形式，而没有“仁”作基础，“礼”便成了一个空架子，没有任何意义。

《论语》中有好多章节都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其中《论语·学而篇第一》里有一章：“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就是说为人行礼的根本在于有“仁和”之心。古代圣贤先王的礼制便是如此，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礼制才显得那样美妙伟大。人做事的时候，无论小事大事都可以用“礼”的标准来做。有时候具体礼节形式不统一，便行不通了；不过只要知道用“仁和”之心作为根本，一心一意用它来行礼，而不把具体礼节形式当作限制，也就行得通了。

仔细读过《论语》的人可能反驳说，孔子也有相反的议论，他也曾重视过“礼”的形式。《论语·八佾篇第三》中的第十七章便是明证：“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到底是不是这样呢？这章的大意是说，子贡想把在庙里告朔礼时宰杀的腥羊拿走。孔子理解子贡的意思，便说道：“赐啊，你爱惜的是那一只羊，我爱惜的是'礼'啊。”孔子在这里说的羊，固然是礼的形式，但孔子并非注重这个形式，他看重的是形式背后的“礼”。

按照周礼的规定，周天子每年秋冬之际，就把第二年的历书颁给诸侯，诸侯把历书放在祖庙里，并按照历书规定的每月初一日来到祖庙，杀一只活羊祭庙，表示每月听政的开始。春秋中期以后，鲁公每月初一不但不亲临祖庙行告朔礼，而且已不听政，可是还要照例杀一只活羊“虚应故事”。正因为如此子贡提出去掉“饩羊”。而孔子对他的回答是说，你爱的只是那只羊，我爱的是告朔之礼。子贡认为既然没有内容，形式也就不必要了，何必每月初一还要在祖庙浪费一只活羊呢。孔子则顾惜“礼”将会丧失掉，“礼”与有羊无羊没有多少关系，但“礼”是通过它来表现的，若没有了这羊，“告朔礼”便失去了恢复的可能。所以说孔子并非顾忌形式，他看重的是“礼”及其背后的“仁”的思想。

所以朱熹说：“子贡盖惜其无实而妄费。然礼虽废，羊存，犹得以识之而可复焉。若并去其羊，则此礼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意思是说子贡认为徒有形式，就不要浪费。孔子认为虽然“礼”已经名存实亡，但杀羊的仪式还在，终究有“礼”的形式，也就还有办法来恢复“礼”的实质。如果连杀羊的仪式都没有了，那么此“礼”就彻底消亡了，所以孔子加以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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