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王国维曾说过，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譬如唐之有诗，宋之有词，元之有戏曲，明之有小说，一代文学有一代文学之特色。这种说法运用到“礼”上也是成立的，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特点，“礼”的表现形式必然有所变化，可以称之为一代有一代之“礼”。要注意的是，“礼”在每个时代的变化只是形式的变化，至于其根本则依然如故，仍然是人之根本——“仁”。在《论语》中也有关于这一方面的内容。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篇第二》）

翻译成白话就是，子张问孔子说：“十世以后的礼，能够预测知道吗？”孔子回答说：“殷代因袭于夏代的礼仪，其中虽然有一些损益的，现在仍然可以通过考查而知道它的内容。周代因袭于殷代的礼仪，其中也有些损益的，现在也可以通过考查而知道它的内容。将来会有继周代礼仪而兴起的礼仪，纵使一百世那么久，我们也该可以通过预测而知道啊！”钱穆说历史的演进，必然有一些东西从前代那里继承沿袭，在继承中必然有所增加或削减。通过观察这些增加与削减的内容，那些变化的与不变的内容都可以推想而知。由此便可推知，即使过了百世千世之后，其中的变化也可以预测知道。

朱熹等提出了一个万世不变之“礼”，这个“礼”的本质也就是人的良心，若没有了良心，人也就成为了非人。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所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辞让之心，人皆有之。正因为如此，所以人总是会追求真善美，而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并非说“礼”的形式是万世不变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礼”的形式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作为行为规范的“礼”总要打上时代的印记，同时它也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在整个封建时代，“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一孝悌准则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改革，但也有两次较大的变化。第一次始于东汉。当时政府实行孝廉荐举制，如果孝出了名，郡国可以荐举为孝廉，朝廷大臣、地方长官可以聘为所属官吏，从而进入统治集团。不学的庶民，也有可能获得政府表彰，提高自己在乡里的地位，或受到免除赋税力役等优惠待遇。例如，汝南的薛包以事亲至孝出名，父母死后，皇帝专门下诏书，派车迎他进京，封为侍中（侍从皇帝、出入宫廷的重要职位）。薛包称病辞官，皇帝竟让他带着官职、属员回家养病，不但照领俸禄，还赏给谷米千斛，命地方官吏定时登门问候，致送御赐羊酒。在这样的政策下，大家为求名利官职，趋“孝”若鹜，激烈竞争，甚至超越礼制，运用种种手段来表现自己的苦孝酷孝。这段时期就出现了“卧冰求鱼”、“埋儿养母”、“割股疗亲”的孝子。他们的这种苦孝精神其中有多少真正出于天伦至性而不带功利目的，恐怕只有天知道。等而下之的还有“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假孝子，那就更不用说了。隋唐废贡举制，以科举取士，诗文成为入仕的主要途径，此后出乎常情的孝子就大为减少了。

第二次变化在南宋。理学家罗从彦提出“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有人又发展为“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这两个提法，实质是专制日益强化在伦理上的反映。《论语》虽强调孝顺，但也认为父母有过错，儿子可以批评，如“事父母几谏”就是这个意思。孔子教训曾参“小杖则受，大杖则走”，总还为儿子的生命留下一道保险。而宋儒的“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却剥夺了这层保险，使得生杀予夺大权完全掌握在父亲手里，儿子如同被宰割的羔羊。

宋以后的父子关系，取消了周代礼制中合理的一面，加重了礼教的精神枷锁。时至今日，其消极影响仍然可见。一部分人依然迷信“棒子底下出孝子”，对待子女粗暴专横，动辄责打，甚至逼出人命。另一方面，则把孝道与封建画上等号，反封建连孝道一起反掉，因此有些人忤逆父母，欺凌老人，无所不为。两种极端，同结恶果，为道德、法制所不容。

实际上“礼”在具体表现上有些变化以适应时代变化，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相互协调是件正常的事情。但要注意的是，这些变化不能超越“礼”的根本，否则“礼”便失去了真义，失去了基础。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要时刻注意这一点，就像孔子认为的那样，虽然“礼”可以变化，但要有个标准，有个决定性的根本，这便是周代的礼乐制度中合理的成分和“仁”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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