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锡瑞《经学历史》指出：“汉崇经术，实能见之实行。”较之前期，汉儒道义承担表现出鲜明务实特色。因而汉儒多以“乘世度务”(《史记·刘敬叔、叔孙通列传》)、“纲纪国体”(《风俗通》佚文)相标榜。汉廷用人标准则是“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资治通鉴》卷第十七)、“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史记·儒林传》)。

 

　　较之前儒的“不治而议论”，汉儒则更多地介入具体政治体制运作。其表现，一为以经议政，“各以经义处是非”(《汉书·儒林传》)、“匡当世之失”(《盐铁论·利议》)；二为“以经术饰吏事”(《汉书·循吏传序》)，参与“定朝仪……推定正朔，调革舆服”(《历代名贤确论》卷四一)一类礼仪制定。

 

　　汉儒对君王的尊崇明显超越前贤。不同于前儒的以“道”自认，他们承认君王是天、地、人之“道”的“贯通”者(《春秋繁露》)；承认君王为儒经裁定者，儒道争议由“帝亲称制临决”(《后汉书·章帝纪》），“使天下咸取则”(《后汉书·儒林传》)。而且大过决不问责于君，只是归罪于“师帅不明”、“长吏不贤”、“不称陛下之意”(《汉书·董仲舒传》)，或“好事之臣”弄权所至(《盐铁论·未通》)。

 

　　当然，鉴于秦亡的教训，他们仍然希图对帝王滥权施加约束，提出“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春秋繁露·楚庄王》)、“屈民而申君，屈君而申天”(《春秋繁露·玉杯》)政治原则，利用灾异警示帝王。这自然无异与虎谋皮，原则提出者董仲舒的悲惨下场即可为证。

 

　　汉儒道义承担之所以呈现上述特色，盖因以王权郡县制为核心的大一统帝国秩序获得了朝野认同，儒士们也力图维护、强化这一秩序。王权对生存资源和思想的垄断，又使他们不得不屈从帝王权威。而对政权长治久安和担心帝王滥权的关切，又使他们妄图以作为地主阶级长远利益抽象的“天”来约束君王。这反映出当时既要强化王权又想制约王权的困惑和两难。

 

　　汉儒道义承当的务实、参与特色，使“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东汉会要·文学上》)，从而有助于提高官吏队伍整体素质，对于推进封建政治体制建设，完善文官政治，不无积极意义。它还有助改变儒学曲高和寡状况，使其道义理想不拘于学术殿堂，得以向全社会渗透，有利于促使政统、学统和血统的统一，形成朝野认同的教化力量，为中华民族心理结构奠基。

 

然而，道义着力点由人格建塑转向现实功利，加上王权利禄诱惑，就很容易酿成卑俗人格。崇君、顺君倾向，则每使儒士“顺流容身”(《盐铁论·刺议》)、“偷合取容”(《盐铁论·刺复》)、“专阿主意”(《史记·汲、郑列传》)。其末流，则堕落为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像先秦时代那种“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的儒士越来越少，“而渐图以全身就事之计”（朱熹《答刘子澄书》）者却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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